我再补充一点：所有这些挨过打的人在讲到他们怎样挨打、讲到那些毒打他们的人的时候，我总是惊讶于他们是那样非凡地和善、那样心平气和。在这样的故事中，甚至感觉不到一点愤恨和敌意，我听了却立刻就会提心吊胆，心脏剧烈地怦怦直跳。而他们讲起来却往往像孩子似的有说有笑。至于米-茨基，举例来说，曾对我讲过自己受刑的情况；他不是贵族，挨了五百棒。这是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于是亲自去问他，这是不是真的，是怎样发生的？不知怎么，他的回答很简短，仿佛内心有什么隐痛，竭力不朝我看，脸也涨红了；片刻后他看了看我，眼里燃起了仇恨的火焰，气得嘴唇直哆嗦。我感到，他回首往事，这一页是无法忘记的。然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我不敢保证没有例外）对这种事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有时想，他们是不可能彻底认错的，不可能认为受罚是罪有应得，特别是在犯罪的对象不是自己人而是管理人员的时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决不会怪罪自己。我已经说过，即使在罪行是针对自己难友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发现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至于针对管理人员的罪行就更不用说了。我有时觉得，在后一种情况下，对问题有其特殊的，可以说是一种实际的或不如说真实的看法。这里注意到了命运、事态的不可抗拒性，这也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信念。比如说，一名囚犯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针对管理人员的罪行中是有正当理由的，因而怀疑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实际上他毕竟意识到了，管理人员对他的罪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于是清账，互不相欠。这是双方的斗争。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怀疑，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底层民众的法庭会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判他有罪，多半还会彻底地为他辩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针对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亲如一家的底层民众。他的良心是安宁的，而良心使他坚强，使他不会受到道德的困扰，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仿佛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因而并不憎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它不是由他开始，也不是由他结束，而且还将长久地继续存在于这种既有的被动然而顽强的斗争之中。哪个士兵是出于私仇而与土耳其人作战呢；可土耳其人在刺他、砍他、向他射击啊。不过，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那么冷漠而无动于衷的。例如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人们讲起他的故事，甚至会带点儿愤怒的意味，但不是震怒。我在住院初期就对这位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有所了解了，不用说，是听了囚犯们讲的故事。后来有一天我也看到了他本人，那时他在我们这里站岗。此人年近三十，高大肥胖，通红的双颊胖嘟嘟的，有一口雪白的牙齿和放肆而响亮的笑声。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得出，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顾忌的人。在他被任命为体罚执行官的时候，非常喜欢用木棒惩罚犯人。我急于补充一句，那时我就把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看作他那一伙人中的一个怪胎，囚犯们自己也都是这样看的。除他之外也曾有过勤奋而热心地忠于职守的执行官，当然这是在从前，在那个并不遥远的从前，关于那个时期的“传说还很新鲜，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们的勤奋和热心多半是质朴的，并不特别着迷。而这个中尉在执行任务时却有点像高雅的美食家。他爱好、狂热地爱好执行的艺术，而且他的爱好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欣赏这种艺术，如同罗马帝国时期纵情声色的颓废的特权阶层，为自己想出各种巧妙的花招、反常的行为，想多少能愉快地刺激和振奋一下被油污蒙蔽的心灵。瞧，一名囚犯被带出来受刑了；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是执行官；一看到手持粗木棒的士兵排成长长的队列，就会激起他的灵感。他得意地巡视队列，坚决地一再重申，每个人都要问心无愧地努力执行自己的任务，否则……士兵们都知道，这否则意味着什么。这时囚犯被带来了，如果他至今还不了解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还没有得悉他的全部底细，那么他就会对这个囚犯玩这样一种花招。（不言而喻，这只是上百个花招之一；中尉的奇思妙想是层出不穷的。）每一个囚犯，当他被脱光衣服，双手拴在枪托上，然后几个士官就这样牵着他穿过整条绿街的时候——每一个囚犯此刻总是按照一般的习惯，开始泪汪汪地哀求执行官从轻惩罚，不要过于严厉地加重惩处：“阁下，”不幸的人叫道，“发发慈悲，做一位慈父吧，我要一辈子求上帝保佑您，别毁了我呀，发发善心吧！”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往往就是在等着这个呢；他立刻叫停，也带着动情的样子开始与囚犯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