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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者看来，译本中删去的是“宗教气氛过浓”和“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但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译者李俍民却始终颇有微词。直到1954年底，《牛虻》出版一年半之后，他还致信出版社表示不满，认为对古典作品应当保持完整，删节的理由也站不住脚。几个月后出版社方面回信，仍然坚持对不健康的地方必须删除，并未打算恢复（参见胡守文的文章）。 据笔者统计，中青社初版的《牛虻》译本对原著有五十九处删节，共四千两百四十七词，实际远非宗教内容和繁冗枝节所能概括。这些删节使人物形象和思想倾向与原始文本发生了偏差，清晰地传达了编者的价值观。比如牛虻对琼玛自述“曾经落到勇气丧尽，到头来发现自己是一个懦夫”，为了突出牛虻坚毅顽强的英雄性格，这番话便没有保留。琼玛批评牛虻过分强调斯多噶精神，以忍受肉体痛苦和冒险为自豪，在译本中也无影无踪。同样出于维护主人公高大全形象的考虑，虽然从情节上无法彻底删除牛虻与吉卜赛舞女绮达的同居关系，但也进行了弱化处理，删去了牛虻认为此种同居 “愉快”、“无害”等评论。而牛虻向琼玛叙述南美流浪经历时，几次抨击黑人和中国人、东方人的愚昧野蛮，言语间将其贬为低贱的人种。如此有种族歧视之嫌的言论更加不符合标准意识形态，自然也是被删得一干二净。 在粉饰主人公的同时，编者也力求让他们心目中的反派人物显得更坏，尽量淡化体现其人性一面的内容。在书前的序中（中青社第一版译本借用了苏俄国家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序言）被批判为虚伪、被视为反动派帮凶的蒙泰尼里几度流露出内心深重的压抑和痛苦，但大都被删减。在集市上他对教区内百姓慈爱的关怀也横遭删除。书中形象更为负面的人物，如观点永远与革命派相左的格拉西尼，琼玛也肯定了他丰富的学识。那位一心要处死牛虻的上校，也并非生性残酷，在审判后曾表示愧意。这些在译本中删去的细节说明伏尼契对角色的处理并不是概念化、扁平式的，但编者抱着大是大非的阶级立场，则要刻意使人物变得黑白分明。 革命小说与青年读物 经过精心处理的《牛虻》首印二十万册，这个印数无疑是畅销书的级别。一个月后，1953年8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牛虻》中译本出版的简讯，称其为“我国广大读者想望很久的读物”。这部小说被描述为“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小说最优秀的篇幅中，就是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部分”。这样的评语与编辑的导向相配合，再次确立了《牛虻》作为革命小说的定位。同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十六期上发表了巴人的长篇评论《关于〈牛虻〉》，介绍了该书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概要，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局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巴人认为牛虻对暗杀行动的肯定反映了伏尼契受到民粹派个人恐怖主义的影响，并特别指出牛虻具有“悲剧的运命”，与蒙泰尼里的关系是促使其献身革命的“宿命的力量”。这样的看法体现了巴人身为作家和批评家的敏锐，在肯定小说的成就在于“丰富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力量”的同时，也并未将其视为单线条的革命宣传品。 不久，《中国青年》前主编韦君宜也撰写了《读〈牛虻〉》（载1953年9月12日《人民日报》）一文，强调要学习牛虻坚强的革命意志，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物。韦君宜认为，牛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态度具有思想局限性，而作者“关于父子关系的悲剧描写，确是也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人们对于蒙泰尼里与牛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是读者阅读《牛虻》后反映出的困惑，即抱着对又一个保尔或卓娅的期待去读这部小说，结果发现牛虻与以往习惯的英雄人物不同，有明显的缺点。这样的观感实际上体现了《牛虻》被人为设计的革命文学定位与文本本身相偏离的尴尬。即使通过删节和评论引导这样的手段，也无法完全掩盖其自身的异类气质。 在宣传喉舌的大力推动下，《牛虻》顺理成章地流行开来。团中央将《牛虻》列入向青年推荐的书籍名单，各地纷纷举办探讨这部小说的座谈会。在1955年修订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被列为初中三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伏尼契曾明确表示，这本书绝非面向青年读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