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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被称为新时期第一本文学刊物的《十月》杂志创刊。主创人之一张守仁在创刊号上发表《〈牛虻〉是怎样写成的？》，较为翔实地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经历。1979年夏天，王刚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牛虻》广播剧，于一年后播出。这是他演播的第一部长篇广播剧，也是中央电台在“文*”后播出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为这部小说带来了更多听众。 在这一时期，《牛虻》的影响持续不衰，伏尼契的其他作品也随之成为出版界的热点。1981年，描写亚瑟离开意大利十三年间经历的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同时有了两个中译本，分别译为《牛虻在流亡中》和《流亡中的牛虻》，均根据俄文转译，书名的更改也是承袭自俄译本。次年，又出现了第三个中译本《中断的友情》。描写牛虻曾祖一辈生活的Put off Thy Shoes也被译为《牛虻世家》出版，亦是从俄语译出。Put off Thy Shoes是伏尼契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于1945年出版。在伏尼契的构思中还有两部作品，主人公分别是牛虻的祖辈和父辈。但这两部并未实际动笔，只是在Put off Thy Shoes书后附有故事梗概，原拟完成的“牛虻五部曲”最终以“牛虻三部曲”行世。随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包括五部作品的《伏尼契小说集》。其中《牛虻》直接采用了李俍民的译本，没有重新翻译。《牛虻在流亡中》和《牛虻世家》采用该社此前已出版过的单行本，其余两部小说《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和《奥莉夫·拉森》（Olive Latham，该书后来又有两个中译本，书名分别译为《要塞钟声》和《苦爱》）也是由同一批译者根据苏联的俄文版全集转译（经过一道转译后不乏扭曲原意之处）。 1984年第一期《十月》杂志上发表了张承志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小说主人公将牛虻和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并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引为同道。打动主人公的是牛虻刚强不屈的意志。在《牛虻》走红的时代成长的作家中，不止一位在小说或回忆里谈及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史铁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表示，最初使他对小说发生兴趣的就是《牛虻》（见《随笔十三》，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收获》）。在他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里，《牛虻》都作为主人公喜爱的作品反复被提及。他甚至还亲自编写了一个面向少年读者的缩写版《牛虻》。从史铁生顽强忍受肉体痛苦的体验，对生死的通达态度，乃至对神性的反复追问中，都俨然可见牛虻的回声。 红色经典及反思 中青社李俍民的译本还在不断重印着，而《牛虻》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迟至1991年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五人合作译出。在书前“译者的话”中，执笔者回忆，《牛虻》是其第一部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此影响了其一生所走的道路。他们决定翻译这部小说却并非只为重温旧梦，而是怀有希望引导青年一代走上正途的责任感。时移势易，当下青年已经有了新的精神食粮，远离了曾滋养他们父辈成长的那些经典。在译者看来，“年轻的一代仍需要牛虻那种为革命忍辱负重，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对革命忠诚不渝的献身精神”。译者心目中的牛虻与三十多年前主流宣传话语中的形象别无二致。这说明1970年代末《牛虻》重新流行后，人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和定位接续了19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所谓拨乱反正，是以1950年代的源头为正。但经典在新时代可以发掘出新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被旧时代强加和误读的东西更应厘清，还以原貌。 无论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在已饱受多元化文学趣味熏陶的读者群中是否还会引发同样热烈的共鸣，1990年代中期，《牛虻》仍是以红色经典的定位受到官方推荐。从1994年3月开始，新闻出版署开始推行“书架工程”，至1995年2月已选定三百余种图书，文学类作品中包括《牛虻》。1995年8月，新闻出版署发布了第二批《常备图书目录》，《牛虻》也赫然在列，并指明为中青社的译本。借此东风，中青社推出了《牛虻》的修订版，恢复了李俍民译文中的大部分删节，由译者的遗孀撰写后记。李俍民已于1991年去世，一直没能看到他一再呼吁的全译本。事实上，这个新版仍旧辜负了译者和读者的期望。据笔者统计，其中仍有十七处共一千七百九十六词的删节，这些内容在开放已久的意识形态标准下本不该再是禁区。 1997年，《牛虻》问世一百周年之际，宋韵声撰写的《〈牛虻〉三部曲及其女作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伏尼契的专著，但内容粗浅且错误颇多（后来）。在1998年第七期《上海文学》上，刘小枫发表了《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文中以伦理关系的视角让几位主要人物从各自的立场进行讲述，试图解构已被神化的革命英雄主义叙事。这是第一篇没有将《牛虻》定位为革命小说的评论，然而其中对人物行为的解读显得自说自话，一些情节的描述也与小说的设定颇有矛盾。例如小说中用大量细节来铺陈牛虻对蒙泰尼里怀有的深厚感情，但文章作者却忽视了这些明显的线索，把牛虻的态度描述为一味的怨恨与复仇，将他参与革命简单解释成借此报复私人的痛苦，而不考虑他抱有为国为民的理想，真诚投身革命的一面。毋宁说，作者出于自己叙事的需要建构了一个与以往的革命文学面目迥异的文本，但这仍是一种扭曲，并不是《牛虻》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