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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出版后曾首先撰文分析的巴人在1957年初写过一篇题为《论人情》的文章，认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而当前的文艺作品则“缺乏人情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1960年2月，姚文元发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称巴人的多篇言论“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由此在文艺界掀起了痛斥巴人的旋风，人性和人道成为过街老鼠。而政治形势也在迅猛变化着，中国和苏联由昔日的亲密盟友转为恶言相向的敌人，曾经左右了中国欣赏趣味的苏联文艺作品越来越多地沦为修正主义毒草。《牛虻》虽然没有正式受到批判，但这样一部体现了资产阶级人性，同时打上“美帝”与“苏修”烙印的作品，无疑显得不够正确，不合时宜。 1960年7月27日，九十六岁高龄的伏尼契在纽约寓所病逝，这一消息在中国未见报道。从1960年起，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缺乏，报刊、图书用纸的定额均被大幅削减，文艺书籍的印量尤其受到限制。《牛虻》自从1959年第九次印刷后，便没有再重印。“文*”开始后，文艺刊物纷纷停刊，绝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成为禁书，书店不再经销，从此失去了公开传播的渠道。在破“四旧”，批“封资修”的狂潮中，大量图书被收缴封存甚至焚毁，曾经的革命小说《牛虻》也在其中。无论是错误的阶级立场，还是“小资情调”的爱情描写，都足以令这本书成为毒草，不再符合新的“革命”标准。另一方面，此时宣传机构早已树立起了大批贴合当下形势的英雄典型。如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为号召学习烈士刘英俊而发表的社论《人民的好儿子》中，列举了从董存瑞到雷锋等十余位在不同情境下可供效仿的本土楷模，认为这些持有“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英雄是“历史上一切英雄豪杰无法比拟的”，并将这种革命精神的来源归结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中，牛虻显得隔膜和落伍，已不具有推广的价值。 但民间的流传从未停止，《牛虻》仍是青年中最热门的读物之一。许多知青写下的回忆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私下传阅《牛虻》，一本书辗转多人之手的经历，甚至常常用手抄的方式满足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在1977年开伤痕文学先声的小说《班主任》中，作者刘心武将《牛虻》用作“文*”禁书的代表。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与劣迹斑斑的小流氓都想当然地将《牛虻》视为黄书、坏书，作者用这一典型事例抨击“四人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不久，苏联的《牛虻》电影在中国再度上映，重现了当年观者如云的盛况。随着否定它的那个时代本身受到否定，这个曾经广泛传播的故事又重新进入了主流视野，以“拨乱反正”的姿态，被重新肯定。 再度流行 1978年4月，为缓解“文*”禁锢导致的严重书荒，国家出版局调拨了印制《毛泽东选集》的专用储备纸张，重印了三十五种经典文学名著，含外国古典文学十六种，《牛虻》也在其中。“文*”期间新译的外国文学均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号称供批判使用，普通读者无权购买。此次重印是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公开发行外国文学作品，反响极大，出现了读者在各大书店门前排长队等候购书的热烈场面。 中青社此番新印的《牛虻》以1959年的版本为底本，但与旧版差异颇多，不但更换了封面，也去掉了苏联人所作的序和插图。书前加了一篇署名“编者”的导言，对牛虻认识不清阶级冲突，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以及冒险主义的倾向做了批判，对蒙泰尼里则严厉地指责为“反动阶级的鹰犬”、“阴险狡猾”。书后附有李俍民的后记，控诉“四人帮”将《牛虻》指为毒草横加禁止，并简要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其中某些细节并不准确）。这个版本为《牛虻》的第十次印刷，也是最后一次以繁体竖排的面貌出现。1978年底再次重印时，《牛虻》改为简体横排，保持上一版的基本内容不变，加入了由中国画家新绘制的插图。1979年和1980年，这本书以二十万册的印量各重印一次，充分反映了当时畅销的程度。到了1981年12月第十四次印刷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李俍民撰写的语言带有时代痕迹的后记被修改，删去了毛主席和华主席的语录。此时《牛虻》的累计印数已达到一百六十三万多册。 重印后，无论是编者的前言还是译者的后记中都没有再提及译本有所删节，但读者却并未忘记这回事。1980年第五期《读书》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呼吁出版《牛虻》全译本，不满此前的版本“二十多年来竟然一直带着俄译本的可恶的‘胎记’”。然而这一呼声和李俍民当年的抗议一样没有得到回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