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不过是诗一般的幻想罢了，如果我有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我是永远不会放弃它们的，而且我也不会变成那个萨拉托夫乞丐。也许，我不会放弃也说不定；我描绘的仅仅是我的思想的理想境界。不过，我还要十分严肃地补充一点：如果我在积攒钱财上达到了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巨款，我倒真有可能到后来把它们统统捐献给社会。（不过，在达到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巨款之前，我很难做到这点）。而且我也不会只捐一半，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俗不可耐了：我不过穷了一半，别无其他。要捐就非得全捐出去，全部，直到最后一文钱，因为我一旦成了乞丐，我就会摇身一变，变得加倍地富有，远远超过罗斯柴尔德！如果有人不懂得这道理，那不是我的错。为什么呢？我不说！
“这是苦行僧的做法，这是因为自己渺小无能，因而异想天开的幻想！”有人会说，“这是蠢材和平庸的胜利。”是的，我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蠢材和平庸的胜利，但是未必就是无能的胜利。我非常喜欢想象自己是个蠢材和平庸的人，他站在世人面前，含笑地对世人说：你们都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你们都是普希金和莎士比亚，你们都是元帅和大内总管，而我呢——不过是个无能的蠢材和私生子，可是我还是比你们高，因为你们认命了，对此屈服了。我承认，我把这个幻想发展到了极致，甚至把教育本身也一笔勾销。我觉得，如果这人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思想肮脏，那才更妙呢。这个已经过分夸大了的幻想，当时甚至也影响到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中途辍学，正是出于幻想：不受教育似乎倒会给理想平添几分光彩。现在我的这一信念已经变了，教育不会阻碍我的我行我素。
诸位，难道思想的独立性，哪怕就这么一小点儿独立性，对你们就那么难吗？拥有美的理想的人（哪怕，甚至是错误的理想），有福了！但是我对自己的理想坚信不疑。只是我的叙述可能不那么好，不生动，太粗浅。再过十年，当然，我叙述得可能会好些。而这东西，且留着做个纪念吧。
四
我的“思想”写完了。如果写得平庸乏味和浅薄——那，其错在我，而不是“思想”。我已经有言在先，最简单的思想最难理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也最难叙述，更何况还要用原先的形式来描述这思想。思想还有个相反的规律：平庸的、仓促的思想——被理解得异乎寻常地快，而且还一定会被芸芸众生，一定是被整个市井街巷所理解；不仅如此，它还会被认为是最伟大和最富有天才的思想，但是——仅限于它出现的当日。便宜货——不结实。理解得快——恰好说明被理解的东西平庸。俾斯麦的思想，霎时间就成了天才的思想，而俾斯麦本人则成了天才；但是，正是这种快，这种迅速，令人怀疑：我倒要看看这个俾斯麦，再过十年，他那思想还剩下什么，也许，还有那个首相大人本人，还能剩下什么。我加上这段毫不相干的题外话和与事情并无关系的插叙，当然，并不是为了做比较，而是也为了留下做个纪念。（也为了给过于粗浅的读者做点解释）。
而现在我要讲两件趣事，以此来完全结束我们对“思想”的记叙，也为了使这“思想”不至于干扰我们的记叙。
夏天，七月间，在我动身到彼得堡来的三个月前，那时我已经完全自由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请我到三一镇去了一趟，让我去找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处女办一点事——这事太没意思了，所以不值得详加记叙。我当天就回来了，途中，在火车上，我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穿得不坏，但龌里龌龊，脸上长有粉刺，脏兮兮而又晒得黑黑的，一头黑发。他的特点是，每到一个车站，无论大小，都要下去喝伏特加。快到终点时，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快活的小圈子，然而这些人都是下三烂。有个商人，也稍许喝醉了点，他特别欣赏那年轻人的本领：不断喝酒，居然不醉。还有个年轻小伙子，对他也很欣赏，这人的模样蠢极了，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穿得像个德国人，而且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是名仆役；这人和那爱喝酒的年轻人甚至交上了朋友，每次火车停站，他都要向他发出邀请：“现在该下车喝酒啦”——于是这两人就互相拥抱着下了车。那个爱喝酒的年轻人，几乎根本不说一句话，可坐到他周围来起哄的人，却越聚越多；他只听大家说话，自己则唾沫横飞、嘻嘻连声地不断傻笑，而且还时不时地，总是出人意料地发出一声类似于“啾——留——留！”的声音，这时他还非常夸张地用一只手指按住自己的鼻孔。正是这个动作，把商人、仆役和所有的人全都逗乐了，于是他们全都放肆地大声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