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另一件趣事。
去年4月1日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位客人，很少几个人。突然，阿格拉费娜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在厨房前的过道里有个被遗弃的婴儿在啼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大家都跑出去，看到一个树皮筐，树皮筐里有个出生才三周或者四周的哇哇啼哭的女婴。我抱起树皮筐，拿进了厨房，立刻发现有一张折叠的纸条：“亲爱的恩人们，请你们大发慈悲，帮帮这个受过洗礼的女孩阿琳娜吧；我们和她将永远把我们的眼泪送到上帝的宝座前，为你们祈福，祝贺您的命名日；你们不认识的人。”这时，我非常尊敬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使我大失所望：竟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决定把这女婴送到育婴堂去。我闻言很难过。他们过得很俭朴，但是没有孩子，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小心翼翼地把阿琳诺奇卡抱了出来，托住她的两只小肩膀，把她抱起来了点，树皮筐里发出一股刺鼻的酸味，这是一个婴儿因为长久不洗澡，常常会发出的那股酸味。我跟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论了几句后，突然向他宣布，这孩子我要了，我出钱，我来养。他不同意，甚至有点声色俱厉的样子，虽然他说话的声调很缓和，临了还开了句玩笑，但是他送育婴堂的主意并无丝毫改变。但是，后来还是照我的意思办了：同一个院子里，但是在另一间偏屋，住着一个很穷的木匠，已过中年，爱喝酒；但是他妻子还很不老，很健康，她刚死了一个吃奶的孩子，主要是她结婚八年未曾生育后，生下的唯一的孩子，也是个女孩，而且很奇怪，很运气，她也叫阿琳诺奇卡。我说很运气，因为当我们在厨房里争论的时候，这女人听见了，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得知这女孩也叫阿琳诺奇卡的时候——大受感动。她的奶水还没有消失，于是她解开**，给这孩子喂奶。我向她趴下身子，请求她把孩子抱回家去，我会按月给她钱的。她害怕她丈夫不答应，但还是抱回去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同意了，但每月要八个卢布，我立刻把头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了他；他也就把这钱立刻喝光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虽然奇怪地微笑着，但还是同意替我向木匠担保，每月八卢布的钱将由我如数付给，决不拖欠。为了使他放心，我本来想把我的六十卢布交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保管，但是他不肯收；但是，他知道我有钱，也就相信了我。他这么一客气，我们俩短暂的争吵也就变得没事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她奇怪，我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我特别珍重他俩的礼貌待人，他俩决不容许自己有半点笑话我的意思，而且相反，他们开始以应有的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此事。我每天都跑去看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一天三次，过了一星期，我瞒着她丈夫又悄悄塞给她三卢布。我又另外花了三卢布，置备了一床小被子和一些尿布。但是，过了十天，里诺奇卡突然病了。我立刻请来了医生，他开了一点什么药，于是我们折腾了一夜，用他那糟糕的药来折磨那小不点儿，而到第二天他宣布，为时已晚，而对我的请求（其实，更像是责怪），他大大落落地支吾搪塞道：“我不是上帝。”小女孩的舌头、嘴唇和整个口腔都长满了一种白色的细小的斑疹，到傍晚时分，她就死了，睁着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盯着我，好像她已经懂事了似的。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她，给这个死孩子拍一张照呢？唉，你们信不信，那天晚上，我不仅哭了，简直是放声大哭，这在过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失态的，于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只好过来安慰我——无论是她，还是他，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嘲笑之意。那木匠给她做了一具小棺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则给这棺材做了一圈摺边，又放进了一只漂亮的小枕头，而我则买了些鲜花，撒在这孩子身上：就这样送走了我的这株可怜的小草，你们信不信，对这株小草我至今都不能忘怀。然而，过不多久，这整个几乎是突然发生的事，却促使我进行了甚至深深的思考。当然，里诺奇卡并没有花费我很多钱——总括起来：买棺材，办丧葬，请医生，买鲜花，再加上给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的钱——总共才三十卢布。在我动身去彼得堡的时候，韦尔西洛夫给我寄来了四十卢布做盘缠，临行前，我又卖掉了一些小东西，因此我把这钱也就给补上了，因而，我的整个“资本”仍旧原封未动。“但是，”我想，“如果将来我也这么东倒西歪，那是走不远的。”跟大学生的那事说明，“思想”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以至模糊是非，偏离当今的现实。而里诺奇卡的事则可能说明相反的情况，任何“思想”都不能把人（至少是我）引入歧途，使我不会忽然在某种令人压抑的事实面前停下来，而不把我为了“思想”用多年劳动积攒起来的钱一下子完全捐献出去。然而，这两个结论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