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别放过他，警察，请您领我们去。”韦尔西洛夫坚决要求。
“难道咱们也去派出所？见他的鬼吧！”我向他小声道。
“非去不可，亲爱的。在我们大街上，竟这么放肆无礼，太不像话了，讨厌透了，如果人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人人都有好处。C'est comique, ma'is c'est ce que nous ferons。”
走了大约百步左右，一路上，那中尉十分激动，精神抖擞，而且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一再说“不能这样”，不就“为了十五戈比的事吗”，等等，等等。但到后来他终于跟那巡警说起了悄悄话。那巡警是位明白事理的人，显然反对在街上小题大作，似乎也站在他一边，不过也仅仅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嘟嘟囔囔地回答着他的问题，对他小声说着什么，诸如：“现在不行了”，“已经立案了”，然而，比如说，“假如您向这位先生道个歉，而这位先生又同意接受您的道歉的话，倒还好说……”
“好了，请——听——我说，仁慈的先生，好了，咱们上哪？我问您呢，咱们急急忙忙地上哪去？这有意思吗？”那中尉大声叫道。“如果一个不幸的人，在自己的穷途末路中同意向您道歉……如果，说到底，您需要他的低三下四……他妈的，再说，咱也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大街上！就大街来说，道个歉也就够了……”
韦尔西洛夫停了下来，蓦地哈哈大笑；我甚至以为，他制造这整个事端是为了逗乐，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可以完全原谅您，军官先生，我敢断言您很有能耐。以后您在客厅里也可以这么干嘛——很快，这在客厅里也会蔚然成风，骂了人，道个歉，也就够了，至于现在，先给您两个二十戈比的钢镚，喝点酒，叫个菜；警察，对不起，打扰了，您出了力，我本来要对您表示感谢的，可你们现在是如此廉洁奉公……亲爱的，”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这里有个小饭馆，实际上是个藏垢纳污之地，但是那里可以喝茶，我想请你……就在这儿，说话就到，咱们走吧。”
我再重复一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兴奋；虽然他的脸显得很开心，而且容光焕发，可是我却发现，当他从小钱包里掏那两枚二十戈比钢镚，准备给那军官时，他却两手发抖，手指根本不听使唤，因而最后只好请我帮忙，帮他掏了出来，递给那中尉；这事，我忘不了。
他把我领到运河旁，在下面的一家小饭馆里，顾客很少。有一架跑了调的、声音嗄哑的管风琴在演奏，屋里发出一股油腻腻的餐巾味儿：我们在一处墙角坐了下来。
“你也许不知道吧？有时候，我由于无聊……由于心里实在闷得慌……喜欢到各种各样的藏垢纳污之地来消遣。这个环境，这个《露契娅》的变了调的咏叹调，这些穿得不像样子的俄国服装的跑堂，这种强烈的烟草味，台球屋里传出来的这些嘈杂的叫嚷声——这一切是如此庸俗，如此乏味，庶几乎，近似幻境。唔，那又怎么样呢，我的亲爱的？这个战神之子，在咱们谈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把咱们的话打断了……瞧，茶来了；我喜欢这里的茶……您想，彼得·伊波利托维奇现在忽然想让另一个麻脸住户相信，说上世纪，在英国议会里，特意设置了一个法律专家委员会，以便研究基督在祭司长和彼拉多前受审的全过程，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现在按照我们的法律，这应该怎么办，他说，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隆重，有律师，有检察官，还有其他人……直到最后，陪审员不得不作出有罪判决……这人也真稀奇！那个傻瓜房客开始争辩，他大怒，吵翻了天，并且宣告他明天就搬走……女房东大哭，因为她减少了收入……Mais passons。在这些小饭馆里，有时候，常常养着夜莺。你知道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式的古老的莫斯科笑话吗？在莫斯科的一家小饭馆里，有一只夜莺在歌唱，走进来一个‘我就是这脾气，别添乱’的商人，他问：‘夜莺咋卖？’‘一百卢布，’‘烤了，端上来！’烤熟了，端上来了。‘切十戈比的’。有一回，我把这故事讲给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听，他不信，甚至还大怒……”
他还说了许多。我零零碎碎地讲这些，只是为了举例说明。他不停地打断我的话，只要我一开口，想讲自己的故事，他就开始讲一些完全不相干和完全不搭界的废话；他讲得是既兴奋又快乐；还笑，但是天知道他笑什么，甚至还嘻嘻地笑，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模样。他一口气喝完了一杯茶，又重新斟上一杯。现在我明白了：他当时的情形就像一个刚收到一封盼望已久的既珍贵而又令他十分好奇的信，他把这信放在自己面前，故意不把它拆开，相反，却长久地拿在手里把玩。仔仔细细地看着这信封和封印，又跑到另一间屋里去忙活什么事，故意拖延，总之，故意拖延令人心向神往那一刻的到来，因为他知道那一刻是跑不掉的，是不会离他而去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更充分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