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然要去！”我在急急忙忙回家的路上决定。“现在就去。很可能我碰到她一个人在家，一个人或者还有什么人——反正一样：可以叫她出来。她会见我的；她会感到诧异，但是会见我的。如果她不肯见我，我就硬要她见我，我会打发人进去说，有要事求见。她肯定会以为，这事与文件有关，她就肯定会见我。于是我就可以问出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全部情况。到那时候……到那时候又怎么啦？如果我不对，那我就用行动报答她，如果是我对，她不对，那时候就一切作罢！无论如何——对一切作个了断！我会输掉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去！去！”
对，我永远也忘不了，并且我将自豪地回想过去，幸亏我没去！这事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让它从此烂在我肚子里，这事我知道就行了，我能在这样的时刻当机立断，作出极其高尚的决定，这就够了！“这是一种诱惑，但是我能掉头不顾，扬长而去，”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改变了想法，“有人想用事实来吓唬我，可是我不信，我偏偏没有丧失对她的信心，偏偏相信她的纯洁！我去干吗？我要打听什么？为什么她就一定要像我相信她那样相信我呢，相信我的‘纯洁’，硬是不怕有人会‘一时感情冲动’，她硬是不要塔季雅娜在一旁做保证呢？我在她的心目中还没有赢得这种坦诚无疑。即使她不知道，即使她不知道也无所谓，因为她还不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我并没有受到别人‘诱惑’，我并不相信别人对她的恶意诽谤：但是我自己知道，并将为此而自尊自重。我要尊重自己的感情。噢，是的，她竟让我当着塔季雅娜的面吐露真情，她竟让塔季雅娜在一旁待着，因为她知道塔季雅娜就坐在一旁，在偷听（因为那女人不可能不偷听），她还知道那女人正在笑话我——这太可怕，太可怕了！但是……但是，要知道——如果这是迫不得已呢？她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怎么做呢？又怎能为此而谴责她呢？要知道，当时我自己在谈到克拉夫特的时候不是也向她撒了个弥天大谎吗，我不是也欺骗了她吗，因为我也是迫不得已，因此我才不由自主地、并无恶意地撒了个谎。我的上帝！”我突然叫道，痛苦地涨红了脸，“而我自己，我自己刚才又做了什么呢？难道我不是也把她暴露在塔季雅娜面前了吗？难道刚才我不是把一切都告诉了韦尔西洛夫吗？然而，我又怎么啦？这里有区别。这里谈的只是那份文件；其实，我告诉韦尔西洛夫的仅仅是有关那份文件的事，因为除此以外再没什么可谈的了，也不可能谈什么。不是我头一个就预先告诉他，并且嚷嚷说‘不可能’吗？他是一个明白人。呣……但是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他心里对这个女人又有多么恨啊！想必，当时在他俩之间曾发生过一幕令人痛心的悲剧，可是因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自尊心！韦尔西洛夫除了极其强烈的自尊心以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感情！”
是的，最后这个想法当时在我脑海里腾地冒了出来，我甚至都没有发现。这类想法当时在我脑海里接二连三地掠过，当时我对自己是心地坦荡的：我没有耍滑头，也没有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说我当时有什么事没弄明白，那也仅仅是因为我的脑子不够用，而不是因为我伪善和自欺欺人。
我回到家后心情异常亢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头非常快乐，情绪很乱。但是我害怕分析这是因为什么，因此我才竭力使自己分心。我立刻去看房东太太：果然，她和丈夫正在闹别扭，而且闹得很凶。她是一位肺病很重的文官太太，也许心肠还很好，可是她却像所有的肺痨病患者一样，非常任性，爱发脾气。我立刻劝他们言归于好，又去找那个房客，找那个粗俗的麻脸傻瓜，那个在银行工作的自尊心很强的小官吏契尔维亚科夫，我虽然很不喜欢他，然而却与他和睦相处，因而也常常低三下四地同他一起与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开几句玩笑。我立刻劝他，让他不要搬走，再说他自己也没有下定决心非搬走不可。到后来我非但彻底让房东太太安静了下来，而且还乘机整理了一下她头下的枕头。“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就从来不会这样。”最后，她挖苦地说。接着我又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亲手给她做了两张好极了的芥末膏。可怜的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只会看着我，羡慕不已，但是我却不让他插手，最后我得到了回报，赢得了她不少感激的眼泪。就这样，我记得，我突然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起来，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根本不是因为好心才去伺候病人，而是因为这样，因为某种原因，因为某种完全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