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处方（第二十五节）(6)

　　我被分配搞中药戒毒，真是倒霉的事。很可能一事无成，在科学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你终其毕生的精力，只证明了那是死路一条。当然对于后来者，它是有价值的，他们会说，以前有一个悲惨的家伙，干了一辈子，结果什么也没搞出来。这条路不通，我们千万不要走。但你呢？你什么也没有，你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错误。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连巨人的脚面都没踩着，你是一只蚂蚁。

　　我不愿作蚂蚁，也不愿作巨人，我要作巨人肩膀上的那个人。就是这样。

　　吉凶难卜。朦胧中，我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中国繁衍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我以为，中医药起了巨大的作用。罂粟是一种植物，自然界是一个链。任何生物都是有它的天敌的，不可孤零零称霸于地球。罂粟的天敌是什么呢？

　　自从我搞中药戒毒以来，收集到了无数民间的验方偏方。有的临床一试。效果还真是不错。但是拿去一化验，它们都含有罂粟。我们又陷入了当年林则徐的悖论。

　　范青稞倒抽冷气。蔡冠雄看出了她的惊惧，说，放心好了，现在你和庄羽，支远所服的中药，不是这个模式。

　　范青稞面带愧色地说，对不起，我服的药和他们不一样。

　　蔡冠雄说，哦，我忘了。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一个医生把病人的情况记错了，这是失职。要是记载错了，就是罪过。

　　0号药的来历很奇特，它的化学成分我们到现在也没搞出来。蔡医生有些丧气。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范青稞很为自己惋惜，不能亲口尝尝这与众不同的中药。

　　说来话长。那是一个雨后的中午……在蔡冠雄绘声绘色的描述中，一段往事像电影般地出现。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要找戒毒医院的院长。简方宁接见了他，他仍口口声声要找院长。我就是院长。简方宁肯定地说。你们这里……有没有男的院长？来人嗫嚅着。

　　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副院长，也是女的。怎么，您同我们谈的问题与性别有关？简方宁不解。

　　我有一个戒烟的方子，很灵的。祖上传下来，传男不传女，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秦炳，出身子医学世家。

　　简方宁觉得好笑，以前只是在民间故事里，听到这规矩，不想直到20世纪最后几个年头，现实生活中，竟还有人遵循古老戒律。

　　她想杀杀他的傲气。淡然说，经常有人来贡献祖传秘方。但经我们实验。并无实效，所以根本不存在传与不传的问题。

　　秦炳急了，说，他们是假的，我是真的。不信，你看！

　　他说着掏出一卷发黄的纸卡，最上面有一张旧照片，棕黄色的，是早已淘汰的赤血盐显影成相，显出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感。

　　秦炳双手递上纸卡，简方宁一手接过，是翻拍的一份文字报告，字小如蚁，看起来十分吃力。

　　一份伪满洲国总务厅的《政务概况报告书》节录，大意如下：

　　……1932年。即伪满洲国大同元年，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1933年，即伪满洲国大同二年，成立“满洲鸦片专卖总署”，下辖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大满、大东烟膏制造株式会社……伪满各省各县均设烟政厅，统称“鸦片纳入组合”，通过公开机构，向农民摊派种植罂粟的亩数，纳入日本关东军的以战养战计划。

　　1936年，鸦片种植地已遍及伪满洲国的7省31县（旗），总面积为86万5千亩，1936年，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在“开发满洲”的旗号下，又追增鸦片种植地70万亩。

　　热河的鸦片。每年有数百万两流入华北，为关东军获取财富。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多次坐飞机，携带成吨鸦片，抵达上海，进行拍卖，换回大量的军用物资。又以3吨鸦片为代价，租用军舰将物品运回东北。1941年，伪满洲国以7吨鸦片偿还了德国的馈务。1943年，僧满洲国与德国法西斯签订第二次经济协定时，特别条款规定向德国输出鸦片10吨……

　　遍布城乡的数以万计的“烟管所”，为官方公开贩卖毒品的机构。不管是谁，想吸毒，就掏钱申请登记，领到官方发放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凭证即可公开购买毒品……

　　原件半文半白，简方宁看得十分吃力。好不容易看到这里，她说，秦炳先生，您让我看这些文件，和谈话有什么关系吗？当然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