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3)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元城说，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义刚。
　　因举陈君举说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发出来处。”璘。可学录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贺孙。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端蒙。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义刚。兼论国语。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必大。以下三传。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样处，多是臆度说。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淳。义刚录少异。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德明。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时举。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如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亦不载上一段；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却于其下论破，乃佳。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亦系轻重。知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柰得它何否？又如论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便系秦，亦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