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老人非常可怜。我稍微想了一会儿，老人不安地看着我。“这样吧，扎哈尔·彼得罗维奇，”我说道，“您把这些书都送给他吧！”“您是说所有这些书，这些书都送吗？”“是啊，所有的书。”“都以我的名义送？”“都用您的名义。”“用我一个人的名义？就是说都用我的名义送给他？”“是的，都以您的名义送给他……”我觉得我说得十分清楚，但是老人久久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是啊，”他想了想说道，“是啊！这太好了，这非常好，可是您怎么办呢？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就不送了。”“什么！”老人惊叫起来，几乎吓了一跳，“您就什么都不送了，什么也不想送他了吗？”老人大吃一惊。这时，他好像准备取消原先的打算，让我也能送他儿子一些东西。这老人的心肠真好！我努力说服他，告诉他我很愿意送礼物给别坚卡，不过我不愿意夺走他的快乐。“如果您的儿子满意，”我补充道，“您又高兴，那我也会高兴的，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会暗自觉得实际上我已经向他送礼物了。”老人听了这番话，完全定下心来。他在我们家又待了两小时，不过一直坐不住，常常站起身，又吵又闹，跟萨莎逗着玩，偷偷地吻我，捏我的手，悄悄地对着安娜·费多罗夫娜扮鬼脸，最后终于被安娜·费多罗夫娜赶了出去，总之，老人太兴奋了，兴奋得忘乎所以，也许他还从来不曾这样高兴过。
在那个隆重的日子，十一时整，他做完祷告就直接来了，穿了一件织补得很好的燕尾服，真的穿上了新坎肩和新靴子。两只手里各托着一捆书。当时我们大家都坐在安娜·费多罗夫娜的客厅里喝咖啡（那天是星期日）。老人好像是先从普希金说起，说普希金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诗人，后来心里一慌，出了差错，话头一转，又忽然谈到一个人必须品行端正，如果一个人品行不端正，他就会胡作非为；还说坏习惯害人，能把人毁了，甚至举出几个毫无节制导致毁灭的例子。最后结束说，他这一段时期以来完全改过自新，现在的他品行端正，堪称模范。他说从前他就知道儿子的劝导很有道理，说这些他早就感觉到，全都记在心里了，并且现在他已付诸行动，把酒戒掉了，他用长期积攒下来的钱买书送给儿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听着可怜的老人说这些话，忍不住含着眼泪笑了，一旦需要，他多么会编故事啊！我们把书搬进波克罗夫斯基的房间，摆放在搁板上，波克罗夫斯基立刻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老人应邀留下来吃午饭。这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很快乐。饭后，大家坐下来玩方特、打纸牌，萨莎尽情玩耍，我也不甘落后。波克罗夫斯基对我特别照顾，老想找机会跟我单独谈话，但是我没有给他机会。这是我整整四年中过得最幸福的一天。
可现在只剩下悲伤和沉痛的回忆了。我要讲述我的艰难岁月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笔滑动得越来越慢，好像不愿意再写下去似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那么向往，那么怀有深切情感地回忆那些在幸福的日子里，我的平平常常生活里的微小细节。这种日子是那么短暂；随之而来的是不幸、艰辛和忧愁，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我的不幸是从波克罗夫斯基的病和死开始的。
在我前面描述的那件事过去了两个月之后，他病倒了。在这两个月中，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为寻求一条谋生之路，因为至今他还没有固定的职位，像所有的肺病患者一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能活得很长的希望。在有些地方他能得到教师的职位，但他讨厌这个职业；由于身体不好，他又不能在国家机关里供职。再说，要等很久才能等到第一次发薪。简言之，波克罗夫斯基到处碰壁，他的脾气也变坏了。他的健康也慢慢走下坡路，但他没有在意。秋天到了。他每天只穿一件薄大衣出去奔走谋生，求这个，求那个，这使他内心极其痛苦。他常常淋雨，把脚踩湿，最后，终于倒在床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他死在深秋的十月底。
在他患病的整个期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我一直照看他，服侍他，经常整夜不睡觉。他很少清醒，总说胡话，只有上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到他的职位，他的书，说到我，说到他的文章……这时我听到了过去我不知道，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事。在他生病的初期，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些奇怪地看着我，安娜·费多罗夫娜直摇头，但是，我直视着他们的双眼，从此他们就不再指责我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关心了，至少妈妈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