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剩下的人离开的前一天，我让小凯特负责给所有高级官员培训如何使用这些手机。当我听到她在走廊上追着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喊“阿克塞，等等！我要跟你讲讲怎么用这个手机！”时，我是再自豪不过了。（小凯特毕业后，又在白宫工作了几年。）
重新粉刷好的飞机最后及时抵达了，非常漂亮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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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降落在约旦时，我很高兴见到弗。弗出生于伊朗；她的家人在伊朗革命期间，从塞浦路斯逃到德国，再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最终在加州定居了。在加入竞选团队前，她曾担任奥兰治县的青年民主党主席。她是约旦安曼先遣执行团队的成员，而且将手握着我们接下来诸多行程的生命线。
安曼真是热死了。安曼那段行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会议室完成下一站以色列的规划，以色列这一站将成为一大壮举。我们计划从特拉维夫市去耶路撒冷、斯德洛特，再回耶路撒冷，再去拉姆安拉，回耶路撒冷，最后再回到特拉维夫市启程离开。我们在36个小时内，举办了18次会议和活动。其间有一次，就在离我们住的酒店几条街道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我们一时联系不上地方先遣团队的一名成员。很吓人，不过好在这名成员没事。
我们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带领着在以色列的先遣执行团队。他也是个说话毫不客气的人。有一次，当时在以色列的行程已经接近后半段了，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从辛贝特[25]借直升机，他直接对我们中的一个人说：“如果你不闭嘴的话，我就要‘用真空吸尘器把你给***了’。”我对那段旅程的记忆最深的就是明白了压力会让你牙龈出血。但从其他多方面而言，那次行程还是挺成功的。
下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柏林的重大活动，虽然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担忧——埃米特已经在德国了（后来我发现，他真的已经疲惫不堪了）。虽然说以色列之行是最让人焦虑的一段行程，但柏林才是真正关键的一站，如果柏林之行不成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出现在活动现场，如果胜利纪念柱外面的背景看起来不好，我们看上去就会跟傻子一样。
进入柏林之后，我们就听到消息说有10万人在等着奥巴马。我们没有相信，但其实是真的。航拍的人群照片看上去很“疯狂”：人山人海，踮着脚尖、举着相机，大家都想在电视机新闻播报外看一看贝拉克·奥巴马的真容。
奥巴马在台上发表演讲，阐述柏林如何证明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巧妙地传递了他将怎样纠正乔治·布什在任八年产生的问题），我和阿克塞、吉布斯、苏珊·赖斯就站在等候区。我已经听奥巴马做过无数演讲，他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演说家，这次演讲让我感到无比骄傲。我们知道贝拉克·奥巴马很优秀，但是看到其他国家这么多的人认可这一点，这确实很让人动容。活动效果非常好，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甚至剪辑了这个活动的一些片段放进他的题为《名人》的竞选广告[26]中，把奥巴马比作布兰妮·斯皮尔斯和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一样的巨星。
之后，每个人都对“走出去”高谈阔论。我们当时住在勃兰登堡门对面的阿德隆酒店（Adlon Hotel，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在这家酒店把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抱到阳台上往窗外摇晃）；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了牛排和酒，晚上9点前就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马尔弗8点钟起床，帮我一起搜寻薄皮苹果卷，我小时候一位德国保姆经常给我做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苹果卷没有她做的好吃，但也是那次旅行中特别棒的时刻。
法国和英国之旅很顺利，没出什么意外，我从伦敦到芝加哥的飞机上睡了一路，中间都没醒过。
那次出国出访非常冒险。让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四个月离开国内，在很多方面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27]的伦敦、华沙和以色列之行就被《华盛顿邮报》写成是“失态狂欢”；英国的小报《太阳报》称他为“笑柄米特”。我们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在于我们为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做足了准备——大到重大安全问题，小到行李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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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末，奥巴马总统决定担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访问将去伊拉克。作为日程安排及执行部门的主任，我带领着一支协调队伍——我们和负责国家安全的工作人员、白宫军事办公室、特工处和白宫的工作人员协作，负责规划这次出访最终要如何具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