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乾隆的这首诗和两方印，胡念之觉得眼熟。他从包里找出资料，果然。大英博物馆藏有汝瓷十六件，两件刻有乾隆题诗。其一灰青洗底周刻的就是这同一首诗，款也是这个款。而粉青三足洗上的两方印，是该馆另一件御题的藏品天青釉碗器内底诗款后的钤印，比德、朗润，极为相似的两方印。胡念之用放大镜比对纸上印刷的碗底印和三足洗底刻出的两方印，几乎看不出区别，至少仅凭肉眼他不敢贸然定论，两者是否出自相同的两方印。
同一首诗作刻到两件瓷器上，不是什么新闻，乾隆干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粉青圆洗，底部刻诗就跟这件三足洗上的是同一首，但题款时间不同，前者是“乾隆丙申春御题”，钤印也稍有不同，只钤了一方印，“朗润”。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御题是否属实；二、该三足洗是否确为汝窑之物。如果御题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乾隆皇帝认定此物就是北宋汝瓷。当然究竟是不是北宋汝瓷，皇帝说了也不算，乾隆本人就经常看走眼。史料载，他曾把一件钧窑天蓝釉紫斑枕和雍正在位时仿烧的汝瓷当成北宋汝窑瓷器，也曾把汝窑瓷器当成钧窑瓷器题过诗。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瓷是真的，御题是伪造的。不过这无妨，北宋汝瓷已经是至宝了，御题锦上添花而已。还有第三种可能：两者都是假的。
请示领队和主管单位之后，胡念之与本省专家开始着手鉴定已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容易判定，哥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等，一一鉴别区分出来，两人都能达成共识。只有几件瓷器尚有疑难。一件疑似南宋灰青釉梅花盏，一件钧窑天蓝釉钵式炉，一件疑似钧窑天青釉折沿盘。从瓷器的规制、技艺的发展、审美的时代特征等因素去研判，倒也不那么费力气，只是个别因素时有交叉，没有确凿的证据，胡念之还是愿意再等一下新证据。发掘还在进行，没准接下来一件文物就可以把所有疑问都妥帖地解释掉。疑问最大的还是乾隆御题的三足洗。
他们把题刻和印章等扫描出来，放到电脑上与大英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相似藏品比对，把误差等因素都考虑进去，最终大数据表明，题刻和印章等是真的。这件文物的确跟乾隆有关。但瓷器本身存疑，胡念之更倾向于是后世的仿汝瓷器。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乾隆的走眼史上又添了一桩案例。两人又分别请教了几位专家，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胡念之想到了一位现在汝州的老先生，此人既是多年身体力行烧制汝瓷的技艺传承人，又是一位矢志研制汝官窑天青釉和寻访古汝窑址的专家。老先生的意见必定一言九鼎。胡念之联系上这位老先生，通过互联网把相关材料和他们的意见详尽地传送过去，供老先生参考。
等候老先生结论和其他研究的间隙，胡念之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坚持每天到现场作业。他喜欢手持铲子和刷子与泥土和文物接触的感觉。对他来说，一件发掘中的文物和一件发掘出来之后的文物不是同一件文物，那种在场感对他理解和思考文物非常重要。他需要一个进入历史的“场”。
文物的发掘越来越多，以瓷器为主
。在出土的一块类似镇尺的长条形铜块上，发现了“嘉庆十二年”字样。清嘉庆十二年，即1807年。这艘船最早可能在1807年沉没。胡念之查阅了地方志和有关史料，这一年里运河中没有重大沉船事故的记载。仅以现在出土的瓷器价值论，这艘船绝非普通商船，它的沉没应该是件大事，为什么史书上一丝痕迹也不留？在济宁的这些天，胡念之又把运河改道史和运河济宁段的史志找出来查阅，还是没有发现那时候运河改道至此处的蛛丝马迹。该船走的是运河的某条支流？史志显示，那几年此地发过几次大水；大水开辟出了新的河道？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艘船为什么不走主河道？它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从沉船位置和挖掘出的船只部件的摆放位置，应该是北上。但也并非没有意外，船都要沉了，你还不让它掉个头？当然，还有一个重大疑问，就是它为什么会沉。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胡念之的头脑里都在转着这些问题。有时候做梦也是它们，在梦里他自问自答，一个自己在当下，另一个自己生活在沉船时代的大清朝。
午饭后，胡念之正蹲在发掘现场清理一只粗陶碗，工作服捂出了一身汗。手机响了，小唐打来电话，三天前老太太出门，下院门前台阶时拐杖滑了一下，第三次摔倒，右脚踝骨骨裂。前几天电话里没说，是老太太的意思，不想影响胡念之的工作；现在小唐背着老太太打电话，是因为老太太拒绝治疗，把脚上的夹板和绷带都给扯了。她不知该怎么办，只好搬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