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一九五○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8)

    一月，他又写作他的寓言，已经安排好在兰登书屋出版，“据说，假若采用此稿，大约在三月份可得预付稿酬两千或三千美元”。他写信给出版商们说，谈到他整个事业的大部分，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诗人，只有灵感和强烈的信念及对他正在作的事情的价值和真理的信心以及对修辞的无限勇气（个人的乐趣也在其中，我得承认这一点），至于对其他则知之甚少，也不关心。”现在他正在“写和改写，推敲每一个词。”这个改变意味着，现在写作会占去较多时间，这个事实苦恼着他，但是他认为那标志着新的成熟：“我已终于成熟了”他说。

    实际上，他的新著作表明是不同种类文学的根本转变。似乎他写作的才华以前与其说是从属性的，不如说是压倒的前意识的，如今已变成完全是自觉的了。在给马尔科姆·考莱的一封信中，他指出，他总是“着意描述人物而不是描述概念，”甚至在他的结构上最为复杂的和实验主义的小说里也是如此。他说，考莱对《押沙龙，押沙龙！》的看法是对的，“我首先（我仍然认为）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好故事，我相信昆丁可以比我在此情况下讲得更好。但是我感激地接受你们所有的推断，即使我在写作中没有有意识地并同时地同意将它们写进去。”另一方面，在他的寓言里，他每一步都使思想和象征主义有意识地、同时地和故意地表达出来。

    几年后，他写完《寓言》之前不久，福克纳描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他的全部传记”——透露出来是一个轶事或寓言：一个有意义的梦，安德森在其中把自己描述为，“牵着一匹马沿着乡间道路走了几英里，他试图将马换一宿的睡眠——不是换一张床过夜，而只是换睡眠本身。”在福克纳关于安德森的梦的解释里，这匹马成了安德森决不能全部接受的这个世界，“他自己的美国，”而安德森的生活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曾经以“幽默、坚韧与屈辱，但主要是以坚韧与屈辱，而献出的东西，去换取有利于他自己的梦想的纯洁与完整以及艰苦而坚毅的工作与成就的”一个世界，“《温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胜利》是这些成就的征候与朕兆。”

    福克纳对安德森的梦——寓言的解释在几个方面是有趣的：其中之一我已指出过，在了解他自己的诗歌的矫揉造作的风格方面是有用的。但是福克纳关于安德森对“精确性的探索”的描述对于福克纳在写作《寓言》中的实践也有很大关系。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辛辛苦苦、冗长而令人生厌并且不知疲倦??好象他对自己说：‘这无论如何都将是、应该是、必然是无懈可击的。’似乎他写作甚至不只是为了消磨经常关心的、永不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望??而且也是为追求对他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东西：甚至不只是为了真理，而且也是为了纯洁、纯洁的准确性。”早先在福克纳从诗歌转向小说时，他已学会了相信据说他自己正在等待的价值和隐含的形式。现在，他在写《寓言》，正“推敲着每一个词。”他似乎相信假若“他保持了风格的纯洁和完整，”那就够了。他所想到的新的成熟因此非常象他作为诗人的实践。他正又一次使自己专心致志于极端纯洁与考虑周窃的普遍性，其特点大概甚至更不符合于小说而符合于诗歌。

    结果有几个。一个大的结果是：福克纳似乎事先没有解决重点和方向的问题，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写作。在他所有的小说中，现实主义和令人惊讶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在他的全部小说里，我们碰到了重复发生的主题和一再出现的事件；碰到了大概不可能的，甚至不熊令人置信的事件以及明显的独特性和偶然性。但是甚至在他小说中的最抽象的篇章里——例如《卡尔卡松》——都是以令人神往的形象开始而不是大道理；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就是以引人注目的人物（加地·康普森，汤姆斯·萨特彭）和今人神往的形象（如地爬上树、萨特彭敲大厦的门）开始的。为了期待那样的人物和事件出现，他发现了实现探索和产生意义的情节。但是他的新著作的几个已知事实——《无名士兵的传奇》、《耶稣受难的故事》和将这两者揉合进《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里去的想法——是那么截然不同以致必须使他的小说方法的特点来一个逆转。似乎他已开始试图使不足凭信的东西质变为实际的东西。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不仅全力以赴地在追求文体上的完美而且追求道德上的倾向，不仅追求纯洁而且追求预言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