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1章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2)

　　从外来孩子的视点叙述出来的山谷里的想像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里显露出了整体面貌，小说内正在进行时的故事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而小说写作的叙述时点则设在了这之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个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时代的内心体验血肉相连。

　　这两者本来很不相干，如此重合在一起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坦率地说，这首先因为我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是被村落共同体所疏离的。我所居住的村落可谓地道的农村，但我的家却不是农家。我们家所从事的行业，是收购农家农闲时作为副业生产可做造纸原料的植物，贩运到城市里去。既然我家控制着村落里的农家现金收入的途径，和农民们的关系自然就很微妙。所以，当父亲突然死亡之后，我们家在村子里立刻陷入孤立。这在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学校内外，还是在孩子们的社会里，都有所反映。再加上在少年朋友中我本来就被看做是一只显眼的“黑羊”——因为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城市孩子才能阅读的书。

　　因此，我的感情，没有倾向那些因为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发烧而担心疫病流行，全体离村逃走的成年人和孩子们，反而完全融入了从“外部”来到这个村落，从理解村落的地形结构开始到全面接管这里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办自然产生的节日赛会)的少年们，还有一小部分被这些新村民作为伙伴接收的人——在村落里一直被歧视的旅日朝鲜人的孩子(村民们紧急逃跑时也没有带上他们)和因为生病而被丢弃的少女、开小差的士兵。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疫病流行的疑虑消除，村长和村民们返回村子，开始追究他们不在期间侵犯村落的犯罪行为(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所有权，据说孩子们主办了节日赛会，这关联到精神方面的权力)，多数孩子屈服于村长的威胁而承认有罪，只有一个坚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将被整肃的危险关头逃出村外，小说在此告终。可是，在小说的初稿里，我写的是这个少年被残酷地杀害了。

　　伴随着构成《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个从黑暗的森林逃到“外部”的“我”的身上，寄托了我自此以后的作家生活的一贯主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从凶残的村民中逃脱，在深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继续奔跑的气力。我只是一个疲惫至极，愤怒至极，在饥寒交加中颤抖流泪的孩子。突然，起风了，追赶而来的村民们的脚步声随着风声愈发迫近。我咬紧牙关，挺身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

　　1935年，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学习现代的法国文学与思想。虽然从大学时代起我一直视为恩师的渡边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专家，但对于一个以远离法语圈的语言为母语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法语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法语实在是太难于接近了。巴汝奇初次见到庞大固埃王时曾口若悬河地历数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语言，但即使在这一著名的篇章里，也没有提到和日语近似的语言。

　　不过，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作家，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仿佛这些经验本身推动我接近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并从中多方面地获得丰富自己小说的内容。总之，当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时，就已经发表了小说。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从写作短篇小说起步，我以《饲育》获得被视为登上文坛标志的文学奖，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也在这年完稿，我由此开始了作家生活。

　　在写于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我分身为两个人物，返回在前面说到的两部作品里初步形成的森林村庄的地形结构之中，重新认识这一“场所”。而就在一场洪水把村庄和山下的村落、小镇、城市隔绝开来期间，兄弟两人(哥哥是旁观者，弟弟则是一个行动者，戏仿式(porody)地重新发动在东京未能实现的革命，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共同经历的悲剧过程，这就是小说的故事内容。

　　在小说里，兄弟两人重返几年前离开的故乡，乘坐巴士在森林里长时间穿行的情景，极富象征意蕴。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话般的地下世界——黑夜与死亡的世界——坠落。兄弟两人将要回归的“场所”，正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过重大社会事件——农民暴动、给他们的父祖们带来家族悲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