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1章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4)

　　首先，是祖母和母亲讲述给我并滋养了我的成长的乡村民间传说。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故事。

　　祖母在孩提时代，和实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她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常常会添加进她当年亲自见过的那些人的逸闻趣事。祖母有独特的叙事才能，她能像讲述以往那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那样讲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这是新创造的民间传说；这一地区流传的古老传说也因为和新传说的联结而被重新创造。

　　她是把这些传说放到叙述者(祖母)和听故事的人(我)共同置身其间的村落地形学结构里，一一指认了具体位置同时进行讲述的。这使得祖母的叙述充满了真实感，此外，也重新逐处确认了村落地形的传说/神话意义。

　　我通过祖母获得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具体的场所和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解释的训练，并进而发展到我会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附着到某一场所或一棵大树上。

　　我想，祖母和母亲是村子里演述传说故事的女性(她们经管着一个小小的村庙，和当地已经存在并且在全国已经体制化了的神道系统的神社不同，村庙是乡俗信仰的对象，道教式的，靠个人捐赠和义务奉献维持)，我是一个被村子里的儿童疏远的孩子；这两件事，在我如此度过的童年里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动因，则直接来自1945年战败后不久举行的秋收节。这赛会在战争期间已经自行停止，是由农民们重新恢复起来的。操办秋收节的最活跃分子是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年轻人，在重新适应农村日常生活之前，他们首先想在非日常的节日气氛里享受一种休闲的愉悦。

　　于是，在小学操场上举行了秋收节赛会，在欢庆的舞蹈中，登上戏台的农民歌手领头唱起名叫“modoki”的歌。那是歌唱曾经在这地区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叙事诗般的歌谣，其特征是伴随着暴动队伍前进的节奏，把村落四周的森林以及村落里的地名一一编织到歌词里。对我来说，这首“modoki”首先是关于村落地形学结构的物语，同时，也是以节日赛会的叙事形式对祖母讲给我的传说/神话故事所进行的表演。

　　上述两个动因，促使我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把已经到了东京的兄弟两人重新召回山村，摸索到了在山村地形学结构里，把1960年的故事和一百年前的故事纠结起来的方法。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意味着作家道路的新起点。与此同时，这也使我认识到，既然自己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东京生活，眼下没有重新返回森林山谷的可能，那么，为了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应该在内心里反复朝着那个离我远去的森林里的村庄回归，藉此创造出小说里的神话世界，通过这样的过程改变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我终于从困扰自己的迟到的青春期认同危机中逃脱出来。

　　(五)

　　说到从事创作活动而又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的作家，他的真正的危机表现在现实生活与创作活动两者之间的内在纠缠。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这种危机发端于1963年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变故。这年我的头盖骨损伤的孩子出生，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他要作为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继续自己的人生。

　　怎样努力让有智力缺陷的幼儿成长起来，又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他长久地共生？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课题，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妥善处理。而为了确认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意义，我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叙述者的名字“鸟”，是我早期小说中极少见到的第三人称，并且带有某些寓意，他和作者有着相同的经验。我没有给这个人物起一个日本男人常用的名字，表明我对自己小说里叙述者态度的固执和游移，而这是我很久以后也没能充分意识到的。

　　我曾经考虑过，是否干脆用人称代词“我”来表现小说的叙述者，后来还是决定尽可能用一个出场人物但印象稀薄、中性色彩的名字。在“鸟”这个日语词汇旁注上英语单词bird的发音(写作“鸟”[bird])，这是日语特有的表记方式，而冠上这样名字的人物，也渐渐给人一种中立的印象。这是我的构想。

　　医生事先通知说，将要出生的孩子会有严重的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他必须对包括紧急手术在内的所有治疗措施负责。“鸟”(bird)害怕手术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给年轻的自己和妻子终生压上沉重的包袱。在东京的医院里，是不可能用延迟手术的办法让孩子死去的，但他就像可以这样选择似的，痛苦地考虑应该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