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1章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3)

　　1960年，弟弟作为新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参加了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市民运动，亲身经历了运动的失败。由此上溯百年以前的万延元年，正是推行开国的外交政策的领导人被暗杀的年份，也是由日本人负责驾驶的蒸汽船首次到达美洲大陆的年份。

　　对于弟弟来说，学生运动的受挫经验，化成了心灵深处的创伤，而这又因为他参加一个向美国公众谢罪的青年剧团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而变得复杂。

　　他回到村子，组织起一伙年轻人，准备袭击在这地方新近出现但将要控制村民经济生活的超市。作为训练这伙青年人集体行动的方法，他组织了一支Football球队，在村子里的小学操场上练习。

　　在这个袭击超市的计划中有一个带有神话意味的插曲。这个超市的经营者，是当地(四国岛上有代表性的小城市也包括在内)一个势力广泛的资本家，被称作“超市天皇”，据说是个在日本的朝鲜人。

　　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从“外部”闯入的少年们，和被封闭在这个“场所”里的朝鲜少年，还有这个“超市天皇”，共有一个隐秘的符号(被标记上的正、负对立的符号)。两个主人公的长兄，就是在战后不久爆发的朝鲜人村落与这个村子的年轻人的冲突中丧失了生命。

　　袭击超市的暴动(弟弟曾将之称为“想像力的暴动”)失败了，弟弟自杀。哥哥决意再次离乡外出，寻找新生之路。临行之前，他拆毁了在这座森林山谷的村落里发挥象征作用、被称为“老仓房”的老屋。

　　这本来是为了卖给正在筹划把废旧材料运到小城建造餐厅的“超市天皇”，但当房子拆毁的时候，两兄弟的作用也清楚显现了出来：除了上溯百年前的原型，也就是作为旁观者和现存秩序维持者的哥哥和行动者、革命家的弟弟相互对照的存在形态，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用。

　　死了的弟弟就那样死去了，但这件事情却给侥幸生存的哥哥以具体启发，促使他发现新的生存方式。

　　哥哥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充当故事记述人的角色，是导致我以后的小说叙述保持连续性的原因。

　　(四)

　　前面已经提到，在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我与其说是在构想小说，不如说是受到森林内部的地形学结构所衍生出来的神话世界的诱导，开始了那个故事的写作。很明显，战争的阴影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断片)投射到了其间。

　　但是，我当时未能切实抓住此间显露的“历史”头绪，并沿着这个线索进而描述村落地形学结构和人的“历史”是如何纠结到一起的。我初期的小说写作手法，很像是由一架始终固定在现在视点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电影(虽然登场人物的内心也得到了充分刻画)。

　　不过，到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历史”粗野地闯了进来，和村落地形学结构中发生的事件形成了二重结构。万延元年(1860)和1960年相隔百年，相互映照，绵绵不断地相互激发出意义。而正在进行时的悲剧性社会事件，几乎都已经落幕，现在正当头尾相距一百年的两个事件余波(aftermath)即将平息之际，一个可以重新解释小说整体意义的暗示被发现了。

　　这暗示就是拆除“老仓房”时发现的秘密地下室。农民暴动领袖在暴动失败后，应该是离开了这片偏僻闭塞的土地去开放的城市，参与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因为他寄回来的信件所传递的信息，不仅谈到本国的社会形势，还有同时期国外发生的事件等内容。

　　但现在终于明白，事实上，这个人一直幽闭在秘密的地下室里，以写信结束了余生。小说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复审”，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小说二重结构之一端的“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二重结构，向那些在小说内部的现在仍然存活的人们昭示，面向未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从而鼓励他们去选择。当然，实际上如何选择，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自己决定的。

　　而促成我把“历史”引入《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动因，是故土那些伴随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如果说，作为小说舞台同时又深深浸入小说主题的村落地形学结构，是我童年时代的视觉环境，那么，我同时也是在由这些民间传说形成的听觉环境的结构中长大的。这是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从两个层面重新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