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1章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7)

　　(七)

　　但是，身带残疾的儿子诞生以及和他的共同生存，也让我经历了另外一种危机。那也深切地关联着我的文学生活，关联着我的生活中决定文学想像力的那一侧面。

　　现实中的我生活在东京，和儿子的共生行为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另一方面，我持续不断的小说写作，却在日益浓重地追认由四国森林中的村落地形学结构所支撑的神话/传说世界的重要性，而我是掉头离开那村落来到东京的。

　　我是在少年时代已经结束，青年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离开故乡的村落的，因此，故乡村落作为原型，反倒具有不与时俱变的确定性。

　　我离开村子以后的半个世纪，处于日本边远地区的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时期。被水泥堤坝从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隔离开来的河流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河水仍在山谷间流淌，但和我少年时代那里曾经存在的，和村民生活亲密无间的河流相比，现在的河是一条死河。即使不至如此，但那河流也已经老实驯顺，不再是具有多样意义的信息源头了。在孩提时代，河流对于我，是既包含着人们的期待又超出人们期待，充满魅力和危险，时时成为和人对立的强大暴力的东西，所以，在传说/神话之中，它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在村子里的孩子们已经不用这个地方特有的语言讲话，因此，也不再可能通过从祖母、母亲那里听来的乡土特有的传说/神话，释放出都市和标准语里所没有的想像力。他们通过电视，收看不能让人眼亮的细节和情节、充斥着演艺界内幕杂谈的娱乐节目，和那些演艺界人士一同生活在同一现实之中，在满足通俗而贫乏的幻想过程中成长。

　　我想，如果一直在村落里生活，我恐怕也很难坚持五十年一贯地接受孩童时代在森林里耳濡目染的神话/传说的世界。可以说，我会像1987年在《写给令人怀念的年代的信》里所描写的那位担任世家户主的青年那样生活。

　　他曾构想改革村子里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并开始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实施，但由于***方面的一个小事故(当然这也是显现本质的事件)，被本地的人们疏远，自己也背弃了故土的神话/传说，以但丁研究的业余专家身份度过一生……

　　随着森林村庄里传说/神话传承危机的加深，为了对抗这种压力，我写了这样一部长篇。

　　这部长篇，和我后来写的长篇(1993年至1995年间写作的《燃烧的绿树》三部曲、1999年的《空翻》)是系列相连的。后来的这些长篇，仍然是以同样的村落地形学结构与神话/传说的想像为背景，描写了企图在这片土地创建新的宗教、或把新的教会从城市迁移到这里的人们。

　　总而言之，促使我写作这些小说的危机意识也只解决了一半，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作家生活和现实生活中，我必须拿出更为综合的力作。我现在所提出的，说到底是关于正在进行中的事态的中期报告。

　　且说我离开故乡之后，我年迈的母亲仍然住在乡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前一年，祖母和父亲相继死去，对于我来说，母亲成了同时承担他们两人职责的人。那是我九岁时候的事情，母亲代替祖母，成了给我讲述乡土神话/传说和历史传承的人。

　　给我此后的人生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是我独自成了母亲从祖母继承下来的口头传承世界的接受者，哥哥、姐姐离开村子到小镇的学校读书，而弟弟、妹妹们都还太小。我本来已经被村里的孩子们疏远，再加上原本具有耽于空想的天性，开设这样的个人教授场所，对我是非常合适的。

　　与此同时，母亲还做了这样的事情：她毫不理睬那些在极端国家主义时代，在战争后期出版物资极度匮乏的形势下印刷出来的宣传国策的书籍，她用了一整天时间，到城里以物易物，用大米给我换来了《尼尔斯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这些书的内容和我身边的现实生活是完全分离的，但事实上，却和我多次独自在森林里用头脑，用全身的感觉体验到的神话/传说世界的气氛，有着深切的关联。

　　我去了东京，开始了小说写作，在东京结婚、成家，但母亲一直没有离开森林里的村庄。对我发表的小说，对媒体上胡乱报道的我的动向，她似乎毫不关心。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吧。

　　母亲恢复对我的强烈关心，是从她身患残疾的孙子出生的时候开始的。妹妹告诉说，对现在村里家家都有，且被公家认可的神龛(这来自村里设立的被国家体系化了的神社)，母亲一直采取无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