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1章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8)

　　面对在旧式柴灶旁煤灰熏染的角落里放着的“黑色神”，母亲每天长时间地祈祷。那神龛里供奉的，是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中被杀害的暴动领袖未得安魂的“御灵”。在四国，还建有祭祀这些新创造出来的神灵的神社。

　　在我的儿子第一次动大手术的时候，为了帮助妻子，母亲第一次来到了东京。应该给婴儿理发的理发师，在婴儿柔软的头骨缺损部位胆怯地不敢动手。母亲拿起剃头刀，自己动手处理完毕后，批评理发师说：看来你没有参加农民暴动的勇气呀！

　　儿子智力缺陷症状明显表现出来后，母亲在森林村庄里准备了和他一起生活的房屋，叫我们夫妇领着孩子回来。我们没有接受，而是继续留在东京和儿子共同生活。儿子的智力缺陷虽然没有好转，但他后来能够独自创作出小型乐曲，给我母亲的晚年带来了极大喜悦。我根据她对我和我妻子说的话，在1986年创作的《M/T和森林中的奇异故事》里写了这样一段：“有时光一个人来看我，在我身旁一动不动地听收音机播送的音乐，在没有古典音乐节目的时候，我就给他讲当地的传说故事，他很认真地听。我问：像我这样的老年人说的东西，你能听懂吗？他还给我鼓劲儿说：因为是日本语，所以听得懂的，请不要担心！这中间，如果音乐节目开始了，光会很小心地把收音机关上。我真觉得很抱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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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作曲的音乐寄来了，我把它放进机器里，听着题名‘毁坏者’的乐曲，感觉我的身体内和我的四周一下子充满了阳光。如果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那么，可以说，我讲过的话，阿光都放到了心里，并且用音乐做了回答……我絮絮叨叨的讲述，没有让光难受，我感觉，那好像是我和光商量一起回到‘森林里的奇异’中去。但就在那时候，心里突然阳光流溢……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听磁带，标题虽然是‘毁坏者’，但我总觉得，这不就是‘森林里的奇异’音乐么？‘毁坏者’原本是‘森林里的奇异’中的命根子，重新回到那里，没什么奇怪的，我觉得，很早以前，我在‘森林里的奇异’中住着的时候，就听过这个乐曲。”

　　和我一样，母亲也曾感受到危机。她口头传承的村落里的神话/传说，不被新一代人所接受(特别是在森林和山谷的地形学结构中，已经没有想要理解那个充满想像力的场所的人了)，她一个人在村子里默默地生活。在她讲述村落里的神话/传说时，那个最注意听讲的少年，也就是我，离开村子到东京去，曾让她感到失望。

　　她曾期待我大学毕业后回归故乡，但这梦想破碎了，更加深了她的失望。而我成为作家之后，从一个“外部”来到村子的少年的视角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时，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显然是伤害了她，在她的心里，甚或植下了对我的持久忿怒。

　　非但如此，对祖母和母亲讲给我的那些属于神话/传说类的森林里流传的故事，以及可以归入近代化初期历史里的内容，我都根据自己的解释引进到小说里，导致母亲的双重忿怒。从我的角度来说，对待祖母和母亲讲给我的神话/传说，也和借助从“外部”来到村子后来又从村子逃走的少年的视角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一样，是希望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坦率地说，那就是脱离祖母和母亲的叙述而独立，甚至是创造从“外部”与她们的叙事对立的、持批评立场的叙述者)小说世界，或者更进一步说，创造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小说世界。

　　有时，我也曾尝试把祖母和母亲讲述的内容和我的故乡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录综合起来，做戏仿式表现。特别是对我的父亲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我把父亲的思想作为与村落的边缘性对立的、立于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东西予以批判。从1971年《擦干自己的眼泪》开始，根据这样的批判性构思，我一连写下了好几个中篇。

　　我是这样构想的，被嘲讽的父亲和天皇制关联的意识形态，可以从否定的侧面补充祖母、母亲讲述的处于边缘的民众的神话/传说世界。

　　还有，我也曾考虑，把但丁和叶芝等人作品中神话/传说般的想像力，和自己森林里的神话/传说进行比较，从而映照出祖母和母亲讲述的神话/传说中欠缺的部分。

　　我与悄悄阅读自己小说的母亲的对立，在1979年写作的《同时代的游戏》中达到了顶点。通过妹妹，我了解到了母亲的看法，母亲认为，祖母和她选择的乡土神话/传说的听讲对象，是一个最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