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帧照片想起(2)

    “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余先生明天就上山。”

    为了证明这件巧事，星云大师随即吩咐身边两位年轻僧人把那位比丘尼找来。很快找来了，几个僧人不分尊幼地就在庙檐下谈起了我的散文，包括大师本人。

    这情景让我吃惊了。我写的并不是宗教书籍，在这里居然可以谈得那么热烈。可以想象，他们对一本哲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经济学著作，也会这样。

    这就是佛光山吗？精神体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

    星云大师领着我，走进一间山景满窗的敞亮办公室，向我介绍慈惠法师和其他法师。慈惠法师微笑着看了我一会儿，说：“我觉得《山居笔记》比《文化苦旅》更好。从这本书可以推测，你的写作目标不只是散文，更是整体文化研究。但是，散文让你的研究有声有色。”

    我又吃惊了，说：“没想到在佛光山遇到了文化知音。”

    那天，我与星云大师畅谈了整整一下午。他那时身体还很健硕，引着我走遍了佛光山的各个重要所在，还参观了他小而整洁的卧室，以及卧室外他每天运动的一个小球场。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路都在谈话。他在茫茫尘世间的经历，他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他在五大洲兴建一个个佛教道场的努力……这一切，都娓娓道来，声声入耳。

    我侧身注视着他袈裟飘飘的高大身影，心想，这实在是一种人间奇迹：气吞山河却依然天真，成功连连却与世无争，立足经典又非常现代，面对仇怨只播撒爱心。

    为什么说是奇迹呢？因为按照常例，大气魄、大成功总是离不开权谋、搏斗，老法师、老经典总是免不了孤寂遗世。星云大师和佛光山，完全打破了这种常例，处处实现了两全其美的圆满。因为不合常例，也就构成了奇迹。

    我在五年以后住进佛光山台北道场，就是想进一步深入这种奇迹，进行文化思考。

    在辜振甫先生寿宴前后，我在台北道场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与星云大师交谈很长时间。

    这十天中，我思考的问题很大，主要有这样三个：

    第一，当代社会，信息密集、科学发达、沟通便捷、流转迅速，与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已经有了极大差别，那么，还有可能让大批年轻人接受神圣的感召，进入一种脱离家庭生活和社会功利的宗教团体之中吗？

    第二，进入宗教团体的人（在佛教中也就是僧侣队伍），在今天还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乐、纯净、高尚，带动周边广大的信众吗？有可能为今天纷乱无比的社会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吗？

    第三，这种在宗教旗帜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给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华文化圈带来和解、友爱，减除彼此间长久的隔阂吗？

    这几个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宏观难题。星云大师都以自己的实践，作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这种当代回答具有极大的历史开创性。因为千百年来的佛教大师，没有一个遇到过那么强大的现代冲撞，却也没有一个组建过像佛光山那样的盛大欢乐。

    我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先后发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国文脉》一书中，有专文研究佛教的盛衰历史，其中有一段结论性的阐述：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澈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

    我的这一论述，曾被大陆的权威佛教学刊和其他学术刊物一再转载。

    早在一九九七年那十天间，我就把这种感受告诉了星云大师。他谦虚地说：“过奖，过奖！”

    当我说到以佛教精神减除大中华文化圈长久隔阂的时候，他给我谈到了一九八九年与香港一位先生有关的事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又谈了自己超越政治对立的包容情怀。但是，这一事件，已经阻断他再度返回大陆的行程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