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帧照片想起(3)

    从台北返回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想着如何由自己出面来疏通一下。星云大师在那个事件中本来也是想起疏通作用的，却被误解了。我既然听了他的叙述，也就承担了责任。但是，我自从辞职后彻底割断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不再与官员接触，因此找不到疏通渠道。我在飞机上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觉得看到了一线光亮。

    似有神助，我下飞机后刚进关，在机场过道的转弯处，恰恰见到了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忘年书友汪道涵先生。他像是在等一位接他的人，独自站在一个角落。由于做过上海市市长，很多人都认识，他便把脸转向过道外面，背对人群。我上前招呼，他转身一见我，高兴极了。

    我立即告诉他，辜振甫先生向他问好。然后，我顿了顿，说想约他长谈一次，内容非常重要，有关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他略一迟疑，便扳着指头算日子，约我再过一个星期，到康平路一六五号找他。

    到了那天，我把星云大师讲的话，几乎一句不漏地告诉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耐心地听完，又反复追问了几个细节，然后用手轻拍着椅子的扶把，想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对我说，由于事情复杂而又重大，我必须把刚才讲的内容写成一个完整的书面材料，交给他，由他负责递送。

    书面材料我很快写好，送去了。过了几天，他又告诉我：“材料已经转送，想必事态会缓和下来。但不要急，此事牵涉比较复杂，需要时间。”

    在这之后，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全身心投入了对世界文明的进一步考察。其间还被香港凤凰卫视聘为特邀主持，贴地历险四万公里，遍访了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的遗迹。在这过程中，更是虔诚地巡拜了佛教文化的圣迹，从尼泊尔释迦牟尼的出生地，一直到他山洞苦修、菩提悟道、初转***等等遗址，全部一一到达，并长久留连，细细询问，详尽记述。从四万公里返回后，我又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考察成果，特别是提醒人们注意正在发酵中的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

    那些年，我也曾遇到过比汪道涵先生更大的高官。一见面，他们总是谈我的书，而我则永远与他们谈星云大师的事。我说，哪片土地如果连星云大师也容不下了，那不是他的损失。

    直到二○○二年春天，凤凰卫视告诉我，星云大师可以回大陆了，而且领衔到陕西法门寺恭迎佛指舍利到台湾。他会在三月三十一日护送舍利回来，凤凰卫视希望我到西安机场迎接，到时接受采访。

    我历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接受媒体采访，但这次由于星云大师，立即动身。

    那天在西安机场，采访我的不仅仅是凤凰卫视，还有别的很多电视台。那些电视台一见到我，便一下子奔涌过来，全都把话筒塞在我嘴边。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就比较完整地讲述了佛教精神对于当代世界的意义，以及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行藏与中国历史兴衰的关系。很多电视台都播出了我的这段讲话，这也就让佛教话语罕见地在大陆传媒上成了主流话语。

    后来，法门寺重建立碑，邀我书写碑文，我就把那天在西安机场讲话的内容概括进去了。大家可以从《秋雨碑书》的《法门寺碑》中看到：

    佛指在此，指点苍茫。遥想当初，隐然潜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

    渺渺千年，再见天光，苍生惊悦，世运已畅。觉者顿悟，兴衰巨掌……

    后来，我把自己书写的《法门寺碑》拓片，连同我为普陀山书写的《心经》碑刻拓片，一起送给了星云大师。

    回想那天在西安机场见到星云大师时，他显得相当疲惫。连续三十七天大规模的迎送活动，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他，他太劳累了。毕竟，他已经七十五岁高龄。

    在这之后，我见到星云大师的机会还是很多。尽管，我仍然是一个严格拒绝传媒、拒绝集会、拒绝热闹、拒绝广泛交往的人。

    去台湾时，曾在高希均、王力行等朋友的陪同下，与星云大师同台进行对话，同桌围炉过年。更多的是在大陆，只要是他的行迹，我常常会“不期而遇”。当然也有事先安排的，例如，我陪他去普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