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枣树(2)

    那天晚上，娘儿俩都没睡好觉。母亲辗转反侧，难以抉择。千辛万苦哺育的小鸟长大了一点，不放吧，苦命的孩子舍不得难为；放飞吧，刚刚暖热的窝就要成为空巢，连个说话的小人儿都没有，身边只剩下那棵哑巴枣树了。母亲终究是母亲，第二天早早起来，用凉水洗了脸，精神起来，郑重地宣布让我上学去，脸上和话里，露一点儿勉强。

    从此一去十年，从初中上到大学。小枣树也进入高生长期，春天有小粉花的梦，秋天结满了果实，圆溜溜亮晶晶，绿时像翡翠，红时赛玛瑙。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打个了。母亲举起竿子邦邦一敲，熟透的枣子红雨般落下，脸上溅起微笑。摊在房上一片红云，堆在炕头一片火焰。母亲舍不得尝一颗，全都背到集上换钱。除了伙食费和助学金，其余路费、书费和零用钱全靠它开销，这棵半大枣树成为我的“农村信用社”。

    大学毕业，留我到天津高校任教，别人求之不得，我却三次上书坚辞，回到故乡县文化馆，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心情愉快，写作大有起色，出席了一九六五年全国第二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还作了大会发言。省文联选调我去当专业作家，又被我一口拒绝。馆长亲自跑来求助母亲，说漏了我上次毕业分配那桩事，引起母亲一场大怒，拿岳飞的戏文教训我：“你好糊涂哇，好男儿志在四方，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为你成个好样儿的，也为娘争一口气，这才对得起你爹。”母亲不识字，说的却符合古圣贤的道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国家），终于立身。”我不得不听从，不过也做了个折中，关系调到省里，人还在下边深入生活。

    不想事与愿违，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召我去省里参加运动。一天，一张对开的铅印传单传到乡下，贴到我家门口，标题是《刘子厚看〈轰鸡〉》。

    母亲认识刘子厚，是邻村刘家屯人，当年冀南暴动领导人，现今是省委第一书记，被称作头号“走资派”。《轰鸡》是我写的一出小戏，被批判为“大毒草”，我也被称作“修正主义苗子”。图片上有刘子厚穿着大红袍游街的镜头，找不到我的影子，母亲慌了神，连夜赶火车奔保定，心同脚下的车轮咚咚跳着，仿佛又回到当年逃难的路上。

    后来我和爱人先后进入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关在石家庄日本西兵营和唐庄劳改农场。母亲又两次到保定，抱走孙子、孙女回老家喂养。时逢“学大寨”，“要过江，种高粱”。种的是“晋杂五号”，人吃不大便，鸡吃不下蛋。母亲把积攒下的红枣烘干磨面，过筛子过箩，制成代乳品，老枣树又救活了我家的第二代。

    “娘想儿，似长江；儿想娘，扁担长。”我虽自幼失怙，却享受到了人间最丰厚的母爱。遗憾的是，所尽孝道甚少。尤其不该违背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去到远在天边的南美洲哥伦比亚，参加了一次世界诗人大会。回来看到母亲消瘦了，咽东西困难。逼着她去省四院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年岁太大又不能手术。我一下子吓蒙了，四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夜里失眠，急火攻心，心脏出了毛病，带上二十四小时心电图仪。母亲也睡不着，半夜起来给我掖被子，发现了那个倒霉的盒子，倒吸一口凉气。可怜的母亲粗通医道，明白自己已属不治，害怕灾难降临儿子身上，毅然决定提前断了自己一口气，以换取儿子的生命，这本来就是她给自己多半生确定的生存意义。任我怎么哭闹，还是坚决让人送回老家，回到老枣树身旁。从此拒绝吃药和输液，忍着剧烈疼痛，嘴唇咬出血来也不呻吟一声，一脸安详地给我交代后事。可叹老母孤苦一生，勤俭一生，忍饥挨饿了一辈子，什么样的惊都担过，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多半生食不果腹，发霉变质的饭菜都舍不得扔，吃下去太多的亚硝酸盐和黄曲霉素，整整委屈了自己一辈子啊！

    那一年母亲八十四岁，可我总觉得她走得太早了。那一年我五十八岁，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便又一次沦为孤儿。几个月前，我有意撤到二线，本想尽早退休回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儿子，从早到晚侍奉她老人家，弥补我此生太多的亏欠。可惜老天不遂人愿，让我永远地背负遗憾。古人讲守孝三年，于我则是无期的。

    母亲走了十年，我守在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觉得老人家没有舍我而去，还留在家中。她与老枣树合二为一了，皱纹、老茧和老皴堆积在树干上，精神、心气和语言掩映在枝叶间，母亲结束了六七十年的孤苦，终于与久别的父亲团聚了，心情好了，老枣树的长势也好了。经过苦雨凄风的洗礼，春天花儿特别香，秋天果实特别甜。遵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年年我都把枣子分给村里的孩子，寄给远方的儿孙，让他们心里永远有这棵老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