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咳嗽声(2)

    父亲是穷人家的孩子，寒冷把他崇高的思想觉悟冻硬了，冻得没有了温度。也许刚俘虏过来的父亲思想根基本就不牢，做出了偷老乡家草纸的事情。父亲暗自庆幸，当夜队伍又走出了那个村庄，可他想象得出天明老乡发现草纸丢失会是什么样子，一旦找到队伍上，事情就会水落石出，后果如何父亲想象不到。

    平时壮得像头牛的父亲，根本不知道肺炎是什么，更没把咳嗽放在眼里，贫穷带来的无知和年轻对身体的透支，给父亲留下了以后生存的艰难和困苦。父亲嗓子里那难听的哨音，随着四季变化，随着每一天温度变化，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调。今年93岁的他，不用看日历就知道季节到哪里了，就知道“我该到医院给肺和嗓子消消炎了”。

    我也太粗心了。父亲45岁之前，我跟着他下地干活，没有听到过像如今这么厉害的喘息；45岁到60岁期间我和父亲的接触是一个断档期，我在城里上学，又在学校里当兵，结束了军旅生涯后又不在他的身边；直到父亲60岁以后来到城里随我们兄弟姊妹一起生活，我才突然发现，曾经挺拔的父亲就因哮喘被折磨得瘦削羸弱且苟延残喘。

    我认为，如果不把哮喘与病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引起乡亲们对它的警惕，对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是不公平的。

    二

    我们村得哮喘病的人不少，年长的多，年幼的也有。乡亲们搞不清哮喘病与气管炎有什么区别，只要喘气不顺溜的一律叫气管炎，好像说哮喘还是一个很洋气的字眼，怕被村人笑话。村里谁得了这病，生产队长一般是不会让他干重活的。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心脏病患者，乡亲们称那是富贵病，他们能干多少干多少，从没人与他们攀比，也就是与他争个高低。男爷儿们得了这病活得就有些难为了，喘得轻一些的，看场或下湖看青（护庄稼，别让人偷了），或者跟着一群“老娘们”干活，那工分就与壮劳力不一样了。如果一个工每天按十分计算，推独轮胶车的壮劳力每天得10工分，“识字班”8分，而“老娘儿们”就只有六七分了。如此一来，年底通过全年所挣工分结算夏秋两季所分的口粮款，和“老娘儿们”一起干活的男人们汗颜了，他们家要倒着向生产队交口粮钱，生活的拮据就明显地留在了他们家的房子上、饭桌上、衣服上，还有他们家大人小孩的脸上。

    后来，当生产队长某一天干活之前点名发现某一人没有答到时，便派人去他家看看，就发现有的一家出走了，有的是一人出走了。没有走的家人也不会说出出走的人去了哪里？其实，那时候谁都知道，肯定“闯关东”去了。

    我父亲也闯过关东。那是父亲从队伍上和同村的苏杰三回到家后三四年，抗美援朝最后一批征兵，村长便又让他去。村长心里有鬼，他知道我父亲手里抓着他曾经作恶的把柄，如果让我父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他也了了一条子心事。

    我大舅听说父亲要当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冒着大雨蹚着齐膝的雨水窜行在刚收过棒子的玉米地往我家跑，没有衣服穿的上身被玉米叶划得左一道右一道也全然不顾。跑到我家时，父亲他们已到了临沂城北门口，大舅又拼命往城里跑。当时的临沂城北门是以涑河为屏障的，大舅赶到这里时，滔滔的涑河水正暴涨，便将父亲他们这些候补志愿军隔在北门外一天多，这样就让大舅看到了正在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父亲。大舅不敢靠近正在唱歌的父亲，他满身汗水地站在我母亲跟前远远地瞅着我父亲笑。大舅死了好多年后，我父亲还记得当时大舅的笑比哭还难看。父亲说那是让他感觉最亲近的笑。

    就在父亲这些新兵出发时，传来了抗美援朝结束的消息，父亲他们被告知回家待命，大舅和母亲在北门外抱着父亲就大声哭了起来。父亲知道他们的哭是因为自己没能当上志愿军喜极而泣，他怕被带队的领导看到会过来批评，一边劝着大舅和我娘，一边偷偷看领导。大舅憨憨地责怪我父亲：“让你去朝鲜你就去啊，你真是死心眼，就不会说你有痨病？”

    父亲这时候才想起自己的哮喘病，便感觉到自己真的像大舅说的那样憨。

    大舅的思想觉悟我不好评定。在我的感觉里，痨病最重，哮喘次之，气管炎最轻。大舅能提到这一点，说明父亲的病起码要比气管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