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的春节(3)

    父亲带着自我嘲讽的语气说：“说告状，不是逼急了，谁也不会去。人家多抬举咱，今天送酒，明天请吃饭。村委会也不憨，先把我安置好。把好整官儿的这号人先弄住。”

    福伯嘲笑父亲：“你看，光正都叫人家贿赂住了，还‘老刺头儿’呢！你可知道了，为啥这两年村委和你走得近了？主要是糊弄住你，不想让你出头。”

    “那你咋办？我生病，人家一听说，赶紧往医院去，拿一百块钱看我，我能咋办？让人家把钱拿走？”父亲提高了声音，替自己辩解。

    二哥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只要不捉我都行，但是多了肯定不行。大面过得去就行，三亩五亩无所谓。”

    四哥说：“咱成年不在家，分到咱这儿也落不住啥钱，咱也不参与内政。捉哩是大家，吃亏了，每个人都吃亏，就算了。”

    一向不参与时政的三哥保持一贯的风格：“我对家里没有意见，只要谁不捉我都行了。过个平静、平淡生活，你不欺负我、我不欺负你就行了。关系太复杂了，不想参与。”

    二嫂在一旁感叹：“农村这些事，都是些感情。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咱不想吭声，又落不到咱这儿，得罪那人干啥。”

    我说：“可是这样大家也吃亏了啊，凭啥吃这亏？钱再少也是自己的钱。钱可以是小事，权利是大事。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是你们的权利。再说，你们不去争取，只会使情况越来越差。”

    “低头不见抬头见，告不成，还落一身臊。二大不是一辈子不待人见吗？啥也没告成，自己天天挨批斗。”四哥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又拿父亲做现成的例子。

    二哥说：“啥权利？当官的，落一点吃喝，不然饿死了，你不叫人家贪，指望啥？”

    父亲说：“弄个新官更不好，肚子空着，还得吃，贪得更狠。”

    大哥接着父亲的话说：“就是。李营（邻村）为啥现在比咱们村富？就是人家没有换过官。爹当完儿子当，三代人都当村支书。都吃饱了吃美了，该为大家办点事了。”

    二哥似乎对大哥的话有点迷惑：“照你这样说，‘世袭’倒是好事了？”

    “你想啊，三代人都吃，总有吃饱那一天，就不会恁贪了。”

    大哥的观点颇为新奇，大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大家对干部的贪污都持一种特别理解和接受的态度，虽然也包含着愤怒和鄙视。

    在热烈争吵的过程中，梁庄两个年轻的晚辈，梁磊和梁时一直没有发言，并且流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他们对村庄的这些事不感兴趣。万青哥在那儿详细地算账时，梁时不满地瞪着父亲，低声嘟囔着：“就你能，一辈子爱管闲事。”万青哥对梁时的这种思想也很不满，认为“现在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落后。娃们只管挣钱，不管家”。至于梁磊，很显然，他对这种探讨和争论的结果持极端怀疑的态度。

    我问道：“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不愿出头，不愿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就都吃亏。”

    万青哥说：“那你有啥办法，我说就去告状，肯定能将他告倒。”

    福伯以一个老人的经验式肯定话语说：“你也别告，肯定告不赢，背后都有关系。”

    大哥的火暴脾气又上来了：“告就告，日他妈，咱一个平头老百姓，他也不能把咱吃了。”

    二哥反驳说：“去去去，就你能，你还想当勾国臣啊？勾国臣可去告玉皇大帝了，最后不还是叫玉皇大帝治住他了。”

    “勾国臣咋了？湍水年年淹，就是不敢淹勾国臣，说明河神也怕他了。玉皇大帝拿他也没法。”大哥别着脖子，虚弱地对弟弟表示抗议。

    父亲大笑：“可别说勾国臣，他能犟过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声令，国臣也要性命丢。”

    话题突然转了个弯，跑到了云端里。勾国臣是谁？还有玉皇大帝、河神？什么样的故事？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梁时和梁磊也一脸茫然的样子。

    福伯惊讶地叫道：“咦，咋回事儿，你们都不知道？我从小都知道，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吧，只是大约，人们说法不一。吴镇北头，河坡上面，就是现在靠梁庄砖厂的那个地方，住着一个叫勾国臣的人。勾国臣是个落第秀才，平日以给别人写些状子、贺词、家书或墓碑铭文为生，家里很穷，但是却脾气火暴，爱打抱不平，好管个闲事，在咱这一片儿还很有点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