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手记(6)

    你知道吗？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连伫立在寒风中的路灯都困倦了。我知道自己很絮絮叨叨，我知道我满脑子装着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知道我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谢谢安静的你，愿意倾听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你是我唯一的听众。

    清冷的月光照进逼仄卫生间的防盗窗，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孩，一双满是黑眼圈的眼睛，她正对着卫生间那堵发黄的墙壁，如梦呓般喃喃自语着，时而咧开嘴傻笑着，时而用手背擦着眼泪，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

    希望的灯盏

    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漫长，长了近十年的冻疮又开始复发了。每个冬天，冻疮就像半夜不愿走开的鬼魅，紧紧抓着我不放。或许这就是宿命，注定我的冬天要伴着疼痛一路走过。

    冻疮停留在我手指上最长的一次竟达六个月之久，从初冬十月到来年的三月。一到冬天，手指就会奇痒无比，又红又肿，像极了农贸市场的胡萝卜，先从食指和中指开始复发，像传染病一样慢慢地向其他手指蔓延，蔓延开来以后，便会溃烂流血，不成样子。刚开始长冻疮的那几年，我每天用中药泡手，用新鲜的嫩姜片擦手指，用棉签涂抹有一股难闻味道的冻疮药膏。我搜集了不少土方，用尽了所有办法，仍没有消除掉那恼人的冻疮。

    三年前的冬天，我用长满冻疮的手寄出了我的第一篇稿子。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篇爱情小说，四五千字的样子。我虔诚地把稿件清清楚楚地抄了一遍，郑重地在信封上写下自己的地址和姓名。我把那封厚厚的信连同所有的期盼都塞进了墨绿色的邮筒，那四五千字是我酝酿了好几个月的成果，在百无聊赖的小镇，每天傍晚都会抽空在门外小坐一会儿，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其实我是在等邮差的身影，在等那家叫作《星河女孩》的杂志给我邮寄样刊和稿费。整个冬天都过去了，我踩着门前空地里无辜的白雪，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像是用刀刻下的伤痕，似乎还淌着血，分外醒目。我从冬天一直等到来年的春天，也没有等到邮差的出现。

    两年前停电的寒夜，依旧是那一双惨不忍睹、长满冻疮的手。那晚的天空好黑，没有星星和月亮，那晚的路也好黑，没有一盏路灯亮起。缩在书桌前的藤椅上，虽全身披着毯子，却依旧冻得瑟瑟发抖。我借着蜡烛微微的光亮和温暖，用一双受伤的手，紧握承载着梦想的笔，写下了一段又一段心灵最深处的呐喊。写吧，写吧，只有文字才能让自己的痛苦宣泄，只有写着，我才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文学是我生命的信仰，是我永远的追求，她已经融入了我的骨头和血液，合二为一，无法分割。文学是神圣而又高贵的，她不属于某个作家，不属于某个学者，也不属于像我这样一个在生活边缘喘息着，在痛苦中徘徊不定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相比于条件优越的作家，我更需要一张纸和一支笔。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人理解，我的世界是单调的，是黑白电视剧。没有人读得懂我的矛盾、我的不安、我的躁动，只有那案上的稿纸会倾听我的故事。我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血泪在搭建文字的城墙。我可以没有金钱，没有房子，没有鲜花和掌声，却不可以没有文学相伴。这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如果这根支柱倒了，那么我也就死了，就算活着也只是一具麻木、愚昧、可怜的行尸走肉。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死，无论是正常老死，还是意外猝死，我的文字都会代替我活着，她比我的生命更长久、更坚韧。

    天蒙蒙亮了，烛火均已燃尽，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长冻疮的手因长时间用力握笔而磨破了皮，正撕心裂肺地疼着。稿纸和笔杆也不知是何时沾染了手指里流出的新鲜血液。那温热的血，像极了枝头的一剪红梅，凌寒傲骨，开放在最刺骨的寒风里。

    我用疼痛的双手拎着大包小包，在一个初春时节离开了小镇，走得干净利落，没有带走故乡的一片云彩，没有带走脚下的一颗尘土，只带走了那篇还没寄出的稿子和在这片土地上萌发的文学梦。

    五月，初夏，永远难以忘怀。在一家袜厂打工时，很突然地收到了几本样刊，我拆开已经破损的包裹，屏住了呼吸，好像全世界的时光都已冻结。我在目录上紧张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和文章，我的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兴奋、激动、百感交集，想哭，真的想哭！我想对着天空大喊，实现了，我的梦终于实现了！我的处女作在工友们手里传阅了开来，有的很羡慕，还想让我教他们写作，也有的表现出满脸的不屑。我能理解他们，写文章毕竟不能当饭吃，什么文学、什么梦想都是虚的，只有真实的钱攥在手心里，在这座动荡的城里才会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