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遗症(2)

    大鼻子侧脸瞟我，说：“田由是你的真名？”我说是我的合法老爹取的。大鼻子一听，好像要笑起来。竹笋调转笔头敲敲桌面，警告我放严肃一点。大鼻子继续盘问我的年龄，他认为我应该有十八九岁。我说我真的是十六岁，没爹没妈的孩子，容易显老，这很正常，可惜不能把我老妈从棺材里揪起来作证。

    竹笋受到启发似的，忽然问我：“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我故意露出那种死了老妈的难过相，心里想，×你妈妈，真没意思，老妈叫什么名字，跟你们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大鼻子摊开脸，笑得很厚道：“你要老老实实回答，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的。”他故意把“责任感”三个字说得特别用力，像给印刷字体加黑。

    我靠向椅背，打了一个哈欠，说，这个我看出来了，不就是要老妈的名字嘛，又不是贞操。我把老妈的名字说出来，迅速打量两人的表情反应，也想到竹笋该耸了。竹笋好像听到指挥似的，果然两肘夹腰来了那么一下。

    我松了一口气，心里舒服起来，突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我说，多年前，我老妈被我老爹毒死了，老爹被拉去枪毙了，我还有个姐姐，她叫田甲，是县精神病医院的护士，长得好看呢。

    竹笋一直用严厉的眼光看着我，好像紧牵着一头什么牲口，听到这里，他似乎感受到我的诚实，心肠软了，便松了缰绳，放牲口到江边饮水、撒尿、蹶两蹄子。

    不知道竹笋有什么毛病，手心直淌汗，一不留神就弄湿了笔记本，所以，他除了偶尔耸那么一下之外，还要频繁地用毛巾擦手，比任何人都要忙碌。这跟他脸上的责任感倒是一致。与我的从容相比，他更像受审的犯人，说实在的，我有点同情他了。

    第02节

    这场面有了点意思。在竹笋把手擦干净之前，我插一段话，给你讲讲益阳县城。不用问，我爷爷那辈人就已经在这里了，再往上数几代，也不一定能攀上什么皇亲贵戚。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看头。乡下的池塘不少，多半种了莲藕，夏天荷花热闹，菱角好吃又扎人。村里的茅屋很多，青砖瓦屋也不少，鸡飞狗跳的很太平，没有政治风波的袭击。我知道说“政治风波”，是因为我老爹的关系。其实我也不了解那段历史，老爹从不和我谈这些——老爹死时，我还小得很。这个慢慢再说吧。至于益阳县城的特点，我一想，便想到松花皮蛋之类的土特产去了——的确有那么点意思——皮蛋壳剥了，竟能看见一朵一朵的松花——这是我小时候感到最奇特的事情。

    大鼻子顶着“博物馆”上厕所去了。你别去猜他撒尿时用不用手去扶，他烟囱一样的两个鼻孔，肯定是成倍地卷进了秽气。我说远了，我想趁这机会告诉你们的是，我打八岁起，就改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此不留半点益阳口音。听过益阳话的人应该知道，益阳话听起来，像开动手扶拖拉机，不用卷舌头，“地址”说成“地此”，“湖南”就是“吴兰”。那时学校老师上课都用益阳话，连朗读课文也不例外。我从一年级开始悄悄学习普通话，经常看黑白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暗自操练舌头，我天生会模仿。我跟所有人都讲普通话，老爹老妈羞愧得不敢抬脸走路。那时候我不说“×你妈妈”之类的口头禅，比小姑娘还要干净斯文。应该说，老爹还是遗传了一些优秀品质给我。人家以为我的普通话是老爹教的，这里我正好澄清一下，我老爹跟随毛主席，喜欢毛主席的语言，毛主席的腔调。

    我对父母的事情，远不如田甲了解得多。田甲比我大十岁，像我老妈那辈的人。

    我这么一说，想起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例如，我老爹、老妈、田甲还有我，唯一共同干过的一件事，就是一起吃饭，我们家总像是在谈判，老妈和田甲一方，老爹和我一方。不扯远了，大鼻子和竹笋已经各就各位，竹笋耸了那么一下，坐定了，马上要用严厉的眼光拴紧我了。顺便说一下，大鼻子质疑我，就是因为我说普通话，他认为我不是益阳人，他还忍不住夸我普通话讲得好。我不是外地人，也不知道外地的样子，连长沙都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