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am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school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
“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表达他们“有根基的愤怒”。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forthelife，screamfortheright，screamforthetruthandfaith，weneverstopwhatwearefightingfor，weneverstop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最后的文学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