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第二次被枪指是在美国。那是2009年3月，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他们想趁此机会在东海岸巡演，计划的行程是上海飞到底特律，再转巡演第一站迈阿密。
到底特律后，一行几人被带到办公室，说他们的签证有误。北京美国大使馆看过演出材料后，给他们发放了旅游签证，美国边境官看了说不行，他们需要回中国重新办签证。“那我们的演出就错过了！”“那没办法。”吴维看他们态度坚决，便建议，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让我们作为普通的旅游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吴维急了，他一急嗓门就大。当时正值奥巴马当选，吴维忽然想到奥巴马的口号“It’stimetochange”，他说：“知道奥巴马说什么吗？It’stimetochange！什么需要change？就是你们这种办事态度和方法需要change！”边境官回答“whatever”，召来了安保人员，掏出枪指着他们，拖着行李，安排最早的一趟航班把他们强制送回了中国。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美国，吴维他们在海关待了两个多小时，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了。
除去这些略为荒唐的经历，当国际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确实“很过瘾”，虽然收入仅能赚回路费，但吴维觉得“没花钱已经很不错了”。欧洲巡演时，乐队住在当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间），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朋克，吴维说：“他们有NGO组织，各种都是DIY的。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主张，这种倾向在中国就体现不出来。”这些年，吴维读书，看电影，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与外国朋友们聊天，谈当下中国，吴维造了个词Chinalism（中国主义），后来他以此为名写了首歌。
2008年，吴维剃掉了鸡冠头，他说“太麻烦了……睡觉不舒服。”2009年4月，吴维与胡娟结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乐队合作。胡娟的“WuHanPrison”服装店就在同名酒吧旁边，吴维是酒吧的经理。离婚时他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从此二人再无往来。
吴维一直住在武汉，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车，没有存款，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2006年，吉他手张华转而担任乐队的经纪人。2013年，他为“生命之饼”联系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这场演出的压轴，吴维激动极了，1997年CD咖啡一别之后，吴维一直没机会再见崔健。“生命之饼”排在崔健前面上台，吴维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后去后台找他再聊两句。
演出前一天，乐队抵达南京。飞机落地，张华通知吴维，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吴维说“好”。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曲目砍到六首，吴维说“好”。乐队到后台准备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观众不答应。吴维在台上告诉观众，最后一首我们只演奏不唱，“原因不说了”。演了半分钟，张华被台侧的文化官员推上台，吴维小声跟他说：“我们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吴维和乐队下台，两排特警夹送他们一路直通上了面包车，径直拉到酒店不许再出去。过了一会儿，张华满脸委屈地出现了，因为“阻止演出不力”，他被台下的当地文化官员直接扇了两耳光。
张华挨打的事给吴维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诉他，“你的歌我听了，很喜欢”。
四
与几乎是在街上长大的吴维不同，“死逗乐”的贝司手麦巅是湖北工业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后来又读了武汉大学的传播学硕士。2002年，他编撰的朋克文化杂志CHAOS印出了第一期。这本传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麦巅及合作者们自费翻译写作，杂志也是自费印刷，每期印数不过两百，大部分免费发放。麦癫当年认为，收钱有悖于朋克精神。
当年与麦巅合作后两期CHAOS的刘学蔚则是武大传播系的博士，她曾介绍多支国外朋克来武汉巡演，现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趋安定。麦巅开玩笑，她现在是“城市中产阶级”。麦巅出生于1978年，刘学蔚1984年，两人都一直关注着“生命之饼”和吴维。
“武汉没有朋克。”刘学蔚这样说。过一分钟，她补充了一句：“如果说武汉还有朋克，那只有吴维一个。”她与麦巅合译的《朋克的哲学》还未出版，麦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关于朋克的理念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