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待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