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中三面白墙，还有一面贴满汉字卡片，宋体字上顶着拼音，少数被他做了笔记。贴墙放着三台体重秤，方圆各异，五彩斑斓。墙角是一台踏步机，支架用来固定他的笔记本电脑，后方窗台还摆了酸奶机和实验用的发酵茶叶。房间中仅有的装饰是饮水机机箱侧面用透明胶带固定的一只小小的红色中国结，看样子是谁赠送的礼物。赛斯穿着厚袜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公寓中的景象基本多年未变，除了不断添置的空气净化器。
学生们早已熟读他的代表作，一篇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andBrain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自我实验作为研究灵感来源：关于睡眠、心情、健康与体重的十例》（“Self-experimentationasasourceofnewideas：Tenexamplesaboutsleep，mood，healthandweight”）。这本杂志在学界广受认可，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二十上下，在行为科学的近五十种期刊中排名第一，在神经科学的二百四十余种期刊中也位列前三。
在赛斯长达十二年的实验中，被试总共只有一个。他每天测量自己的体重、血压血糖指标、四则运算速度，记录入睡和醒来时间，并为心情打分。他每年将自己的一绺头发寄送专业实验室检验微量元素含量。在某些实验期间，他只吃寿司、只喝糖水、或在早间特意注视电视屏幕上的人脸、每天站立六小时以上。他有时佩戴偏振眼镜滤掉全世界的蓝光，有时则大嚼特嚼红烧肉——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减肥食品，如果运用条件得宜的话。
对于所有这些实验，学生们看热闹多过求真理。毕竟科学心理学的默认配置是大样本量基础上的概率统计，实验组与控制组间差异是否达到显著，多项苛刻条件才可得出因果关系。一个人的研究结论又怎么可能比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平均值来得可靠？
这篇文章十年来总共被引用了三十一次，像个点缀学术期刊的花边，还不及他博士期间以白鼠为被试的文章引用量的二十分之一。
赛斯仍然好客地邀请大家品尝他未加糖的自酿酸奶与茶菌（一种发酵茶叶饮品，味道古怪），还展示了冰箱中的瓶装臭豆腐、纳豆。他最近十年的实验要求他严格控制进食量和食物种类，每天只吃一顿正餐（后来这个频率降低到了每两天一次）。
“那你这一顿肯定吃得特别豪华吧？”我问他，还问了一些实验上的问题，他一一作答。学期结束后的寒假，突然有一天赛斯打电话给我。两个他博客上的朋友来北京开会，他打算请他们吃烤鸭，在王府井，问我要不要同去。
我想大概是我的期末作业让他印象深刻，所以连翻译菜单时都格外挺胸抬头。他深爱一切中华美食，对自己家乡的垃圾食品也就不忍再提。互相问候过实验进展后，初次访问中国的客人开始好奇给中国大学生上课是什么感觉。赛斯简短评论道：“他们令人惊讶的聪明。”
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也同样惊讶——这与他们在报道中读到的不同。中国学生应该是被十年如一日的苦读扼杀了天性的，更何谈聪明？赛斯于是又补上一句：“美国学生越来越懒了。”
晚饭后四人站在惬意的夜风中开始打车，北京的大街仿佛从未如此空荡过。不知过了多久，还是冻在路边，我忍不住问赛斯为什么想起找我吃饭。他忙着眺望下一个红绿灯外的车流，随口回答：“我以为你是北京人，知道怎样在北京打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