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对了！今天可是圣诞节啊！”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庆祝？”
“我回去之后要跟家人Skype通话。”
“还有呢？”
“就这个，Skype通话。”
赛斯吃完了第二个派，表示他以后还要再来。他着迷于影碟店的纪录片柜台，以及橱窗后面制作水果硬糖的手艺人，也很喜欢购物广场的圣诞灯光，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竟比加州伯克利的圣诞更加热闹——在那里，商店通常关门歇业，人们各自回家团聚。
驶离圣诞欢歌的出租车上，赛斯·罗伯茨说自己目前的人生目标是写一本书来帮助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
或许是觉得这个理想听上去近乎抽象，他又补充了一句：“让人们学会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总去找医生。美国的医疗太贵了，而很多时候人们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使自己变得更健康的。”
这本书并没有写完。连同一些原始数据和待校对的采访稿，都留在了他踏步机支架上的电脑里。墙上的中国字已经又换了一拨，他的中文水平还是不足够点上一盘野菜煎饺。
五
2014年4月末，赛斯·罗伯茨在加州伯克利山中徒步时昏倒，当天晚间去世。家人公布的遗愿只有一句，他希望所有想赠予他纪念物的亲友们将它们转而捐献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成立于1961年的国际人权观察组织。
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特酒店的追悼会上，赛斯的家人友好而幽默。他们毫不介怀我对老师那十分片面的、近乎无礼的评价。但我想赛斯还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一定会因朋友们揭发他的蠢事而笑出声。
有人说他从小就格格不入，是《间谍》杂志的忠实粉丝。有人说他的好奇简直像十万个为什么，连室友都觉得他太奇怪。有人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初次当研究助理的第一天就被辞退，原因他本人至今未知。偶尔也有人提及赛斯的善良、乐于助人，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品质总会迅速淹没在其他奇葩事迹里。
就连他的家人，也选出他的日记复印了几页，与他从小到大的照片贴在同一块纸板上。日记中歪歪扭扭的蓝色水笔小字，一行记着今日若干实验灵感，另一行则写着：“今天天气很好，想去游泳。泳池，漂亮姑娘，夏天。”旁边，博士毕业黑白照片上的那人半扬起头，微微皱眉，像刚从海底两万里的冒险跃出水面困惑地迎接朝阳，还挂着满脸骄傲。
全是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倒没有人特意展示赛斯·罗伯茨学术上的成就。但在追悼会前一天，与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自发组织起五小时长的专题纪念报告会，分享了动物认知和健康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
家人们多少得到宽慰。事发突然，没有人知道赛斯一直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北京和伯克利两地的医疗记录显示在过去多年中他甚至从未看过医生——他似乎并不信任他们。他的身体一直状态良好，还保持着自认为是最健康的食谱。以至于当他妹妹在博客上公布了死讯，至少一半读者在默哀的同时希望家人公布发病情况。他们把他的死因当作自我实验法的最后一组数据，一锤定音地质疑他的食谱可能并非他相信的那样完美。
但他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超过二十五年日复一日地记录各项生理与心理指标固然令人讶异，但更离奇的是他好像永远能随心所欲：收集《间谍》杂志、研究小白鼠、试验新食谱、搬离美国……每到岔路，他的选择总是最不委屈自己的那个。
心理学上有很多量表测量幸福，而赛斯只是简练地回答：“我在大部分日子里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幸福。是的，我相当快乐。你呢？”
我不确定我敢这么说。我想起我们最后一两回见面，我正拼命申请一所西海岸大学的实习项目，我想接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大概就能幸福了。
后来我接到通知，幸福了一阵，当晚就开始新工作的准备。临行前，赛斯请我在鼓楼边的一家潮汕小店吃粥。他问我对美国有没有很期待，我一个劲儿地把烧卖往嘴里塞，告诉他我很期待，但是又怕得要命。
过了两个月，超级碗比赛，同事们都早早抱着比萨可乐守在休息室的电视机前。北京时间仍是下午，赛斯去五道口的墨西哥酒吧看转播，跟所有美国人民一样把超级碗当成节日来庆祝。他对于酒吧里只有他一个顾客感到很高兴，吃着玉米片，蘸莎莎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