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学年，他痛快答应，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关系松散，偶尔碰面。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很少摆出老师的架子。我既知创作之路只能独行，许多问题难有答案，不如不问。只大而化之，闲聊两个小时。
私下见面时，吴明益很放松，但仍然诚恳应对我的每一个疑问。这样认真的个性，让我想到，他说自己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学，还不敢自己去佐丹奴买衣服，要请姐姐帮忙。
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我们也曾有过清晰的文学路径，那是社会主义时期，作协、文联、文学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韩寒、郭敬明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新人。这是极少的可以借文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学青年，多半成了记者、编辑、广告写手。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我听到身边很多人在说：我要写小说。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大都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生活纷扰浮躁，若要离开这一切，进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气。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说，文学好像偷情。
如果说我们在偷情，那么台湾的文学体制，就是在相亲结婚，过着安稳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稳生活也令人羡慕。也许这就是我来台湾的原因。
吴明益认真地听完，微微皱眉。他回忆说，台湾的文学体制，也有不同阶段。在六七十年代，报纸副刊被严密控制，文学杂志比较自由，于是许多作家创办同仁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陈映真。80年代“解严”之后，文学中心又转回报纸副刊。当时大家不看电视，《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发行量都高达百万。这两份报纸的文学奖因此影响力巨大。
吴明益说：“我想前十届，两大报的文学奖获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个钥匙。到了1990年代，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是两大报文学奖最蓬勃的时候，还是一个标杆。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体越来越多，网络兴起，电子媒体兴起，年轻人不看报纸了。等到我们得两大报文学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2001年，吴明益借小说《虎爷》，拿到了《联合报》小说首奖。但是这时，一个奖已经不够了，要多拿文学奖，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才有可能认识你。在这种体制下，评委的口味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体风格。像我的同学一样，吴明益也去研究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集，每一篇都看过，想一想说，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不是得奖或不得奖，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他说。
我想到他曾讲过，在他年轻时，台湾流行情欲文学，性都写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欲经验实在乏善可陈”，他笑着，露出两边的牙龈，脸庞黑红。最终，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说《虎爷》，取材于当兵时的经历，被命名为“新乡土文学”。
摆脱了情欲文学、后设小说等文学风潮，吴明益从写实出发，他探索各种技巧，又不为技巧束缚。“我们越读越多，会发现真正的世界很复杂，有人写的这么简单，大家也说好，有人说不能在小说里论理，可是你看米兰·昆德拉，论理也会论得这么漂亮。”
今天的台湾，文学奖是年轻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终于明白，台湾的文学风格为何如此类似。不错，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准备了看得见的道路，就像我们曾有文学期刊，有作协，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个人的才华和决心。一个人二十岁时是否写作，和文学体制有关，但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是否还写作，就真的和自己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