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陈晓舒
一
我有一条名叫扑通的小狗。三年前，它随我去了首都机场，在出租车上朝司机卖萌，在航站楼呼啸来呼啸去，玩累了趴在行李箱上和我玩自拍。扑通错认为这是一段美好的度假时光，但它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塞进了航空托运箱，称完体重后沿着传输带渐渐远去，被陌生人拎起来，最后放置在机舱内一个黑暗角落。两个半小时后，它离开北京抵达我南方的家乡。
那趟旅程导致扑通落下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只要坐上车就会浑身发抖哼哼唧唧，看到行李箱就尿裤子。
我把扑通送回了老家，这个决定实属无奈。那一阵子我出差得实在太过频繁，扑通作为一条狗，却特别地怕狗怕猫，甚至是毛绒玩具。根本没办法放心把它寄养在外。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扑通有一天会回老家。我爸爸曾经是坚定的“反养狗人士”，横跨大半个中国，也没能阻挠他对我养狗的干涉——“养什么狗？不可以！”无论我什么时候提议养狗，他都不说理由，反对得干脆利落。
我先斩后奏有了一条狗。爸爸因为这件事和我怄气了好几个月。每次和家里通电话，我不得不捂住扑通爱吆喝的嘴，以免爸爸的各种不满从话筒里倾泻出来。
我妈妈曾经是个“毛状小动物恐惧症者”。我从小就知道她害怕一切带毛的小动物。巴掌大点儿的狗，她看见了都远远绕路走。
她在北京和扑通短暂地相处过半个月。头三天，她们俩总是相视而过，一副“好巧你怎么也在这儿”的模样。第四天，我试着把洗干净的扑通放入妈妈怀里，她吓坏了，全身僵硬，动也不敢动。
但在我试探性地提出把扑通送回老家时，爸爸却表现出了奇怪的大度。“只要不影响你工作，可以商量！”他回应说。妈妈则克服了她的动物恐惧症：“你没时间养，当然是我们来帮你养啦，快接回来吧。”
爸妈这一妥协显然出于“为我好”的原则。但对于扑通来说，在黑暗寒冷的航空箱里，它还不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不确定的狗生。漫长的两个半小时，也许它嚎叫得喉咙嘶哑，几度哭晕在航空箱里。从旋转行李带被取下的那刻，扑通一改往日的娇气，乖乖地跟随在我身边，不要求抱也不呜呜叫。南方的初冬像春天一样，扑通的大耳朵被暖风吹得忽闪忽闪，我开始想象它未来的家庭生活。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