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笔记(2)

    那么，这两个“我”互为敌手么？

    在“意见”变成了制胜法宝的轻浮年代，我，我们，可能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痛下决心选择其一就会让精神分裂症消失、敌手的淡出会让人生少些挂碍，这足以说明，我们已然加入到了轻浮者的行列。

    至于身体里的那两个“我”——不，也许是无数个“我”，他们真的是敌手关系吗？

    假如没有别的词可以表达，那我们姑且接受“敌手”这一称谓。写作者都熟悉“我即是世界”这句话，世界是丰富的，只有丰富的我才能隐喻这个世界：互为“敌手”的无数个“我”，在我们的身体里既紧张又合谋，既友好又危险，就像那个整一的我与世界的关系那样。

    吞噬

    也许，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比喻。譬如面对一件容易办好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太简单了，简单地像拍照。”你也许不同意我的说法，你说：“它太简单了，简单地像把照片秀到朋友圈。”

    是的，很多事已经变得如此简单，简单得像在朋友圈的照片下点赞。

    根据微信的系统通知完成版本更新，新的版本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大数据式的赞词：在过去的一年中，您获得了一万零五百个点赞。

    ——我如明月，众星拱之。信息关联中，我们都有类似的错觉，在类似的错觉中，我们都有类似的矜持和幸福。

    没有哪个年代，不是时间在吞噬我们，但似乎没有哪个年代能和现时代相比，它如此简单地吞噬了我们，我们被吞噬的方式空前一致。夜已经很深了，我们还在久久凝视着手机屏幕——我们差不多把生命都交付给这“壮丽”的信息互联事业。

    我不想否认，我们为未来的历史学提供了丰赡的研究资料，从山川风景到政治生态，从闲情逸致到婚外欲求，互联信息业为现时代拍下了高像素的巨幅照片；但有几次经过赤峰桥时，我想把我的手机扔到海河里，用扔手榴弹那样的姿势，或者用童年打水漂那样的姿势。

    好的作家和常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一定会拒斥某种一致性的吞噬。

    青春

    一直不愿意把类型写作的概念强调出来。

    譬如，我不愿意对青年作家谈青春写作，虽然我知道，市场在对这一概念进行滴灌培育和注水出售。这真的不是我故意追求高冷姿态，毋宁说，我实在不忍把青春从身体里剥离出去。

    青春，是我们身体里的天书。

    生活，我们来谈谈吧。这是青春的故事，也是我们一生的故事。和生理学对人的青春界定不同，文学的青春在年龄上并没有截然的限期。我常常把《变形记》《罪与罚》《尤利西斯》视为青春的文学，他们大都在作家三十五岁之前完成。也许，很多人在刚刚出现第二性征时就已经成为老练精干的社会成员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清晰的，他们的路径是明确的——故而，他们的价值观可以用共同语的某些词汇精确道出，它们响亮而正确。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和世界的谈判进展缓慢，他们和世界最多只能达成局部协议，世界在他们的表述中是霸道而模糊的力量，似是而非——为了表述他们的感受，尽管他们并未放弃共同语，但他们对共同语使用的警惕心是常人的一百倍。他们的青春期很长，甚至，终生都是他们的青春期。

    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乔伊斯，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逸出的世界，提供了青春，提供了我们身体里的天书。

    是的，恋爱在这一时期也是极重要的。我们从青春期开始尝试与异***往，并逐步体会有着伦理倾向的情爱管理，但是，这不应该是青春文学的唯一内容。

    追忆

    追忆。也许我们倾向于习惯性地认为，追忆，这只是一类文章。

    但我们若再想想，假如我们承认写作中存在着时间这一概念，几乎所有的文字均与追忆相关。史传，史诗，虽然在它们的宏大的身影里，生活仿佛只是在爬行，但它们又何尝不是追忆？只是这追忆宏大而庄严，它们把我们的情感引向国家与道德——是的，在史传与史诗里也有很多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但在国家主义和道德主义一致性意义的叙事里，那些在史传及史诗里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皆被置于特殊的情境之中——历史舞台——进入史传或史诗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成为国家主义和道德主义叙事的“关键性”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