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笔记(3)

    扎西才让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追忆。

    在《我的杨庄》里，扎西才让取消了国家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关键性”，他让尘埃回到尘埃。这些注定不能进入史传和史诗的人，扎西才让没有给他们搭建任何的舞台，他们在中国西部的一个村庄里聚居，他们在生命力指引下生活，他们在自然意志的安排下各各领受足以支撑起一个村庄的不同的功能：牧羊人、盗木贼、巫师、江湖医生、民间艺人、失踪者……“关键性”的时刻，不在外在叙事者的嘴里，而仅仅在于杨庄人各自的生命传奇里。这些注定不会进入宏大叙事的人，在另一个人的另一种追忆里，成了闪光的尘埃。

    这些地上随风而逝的尘埃，这些注定会不知所终的尘埃，这些不能为历史转向提供“关键性”作用的尘埃，他们，都在扎西才让的叙述中，和某种遥远的因素神奇地发生着关联。

    打开

    女儿读初中，课程表里有劳动课。我问她，劳动课做什么呢。她说，写字。我小学及初中时，劳动课不是虚设的，真劳动。最常见的劳动是，从河滩往学校的建筑工地上搬运沙子。学生们拿着脸盆，秩序井然，像蚂蚁的队伍在皖南山区崎岖的山道上穿梭。还有一项我记得的劳动是，采摘蓖麻籽。老师总是在采摘前警告我们，虽然蓖麻浑身都是宝，但蓖麻籽不能吃。蓖麻籽有着邪恶的京剧花脸般的斑纹，亚光的质地，我还真的总有吃它的冲动呢。

    我做过班级的劳动委员。这是个奢侈的职位。劳动委员不用劳动，他的职责是给劳动的人们打分。是的，已经有潜规则了，细节不堪回首，真是让我觉得又搞笑又伤感。

    我不倾向于认为，这样的生活伤害了少年。尽管这样的教育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我倾向于认为，实用主义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可耻。

    一些事物的光焰，是我们后来才感觉到的，是我们后来才赋予的。譬如，竹子。这是和古人的生活最贴近的植物之一，它一开始就被笼罩在实用主义之中：弓箭、乐器、盛具、凉席、舟筏、篱笆等的制造离不开它，汉高祖似乎还用它做过帽子，鲜嫩的笋是公认的美食。竹子以它实用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眼界——后来的才是关于竹子的美学故事，经由魏晋文人诗赋吟咏，竹子从实用主义的苑囿中超拔而出，它的挺秀它的中虚它的苍翠它的耐寒，无一不焕发出理想式的光辉及人格化的精神，以至于无数中国文人心里都有这么一句：何可一日无此君。

    重新打开一个意义或者趣味空间是难的，难度在于，新的意义或趣味空间并不能通过写作题材的变换而获得。世上并不存在一个优先题材，它优先地和文学相关，它优先要求文学必须在场。

    不住

    有时，成为问题的，并非因为所涉深奥。但它成为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我们争论着，而在另一个时空里，这个问题或这些问题居然就不构成问题。

    比如“真实”。谁在承担真语者的角色？谁又能毫无愧色地成为实语者？仅仅把“真实性”偷换成“真实感”可能还不够。简单粗暴的本质论总是认为“真”在它的把握之中，当叙述偏离了所谓“本质”，本质论者随即判定该叙述“不真实”。

    的确，符号世界之建立，我们有必要依靠一些核心词汇，否则符号世界难以系统化。《金刚经》里的那个大智慧者也说，我是真语者。但他又说，无有定法。住于法，如人入暗，则无所见；不住于法，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写作者需要从“本质论”解脱出来——尽管“本质论”有时看上去是那么简洁有力且高效。它把“真”与“实”统一到它的带着自豪感的判词之中。

    但在好的写作者那里，“真”与“实”则是若即若离的：所有现存之“实”，所有心中诚意之“实”，迫使“真”走下判词的圣位。不忍之心，不仅仅是指向社会福利之慈善事业的，求真的路途中，写作者应该学会接纳那无限期次第到场的足以“证伪”的生活。

    果真如此，当你成为真语者成为实语者之后，我相信，修辞，会追随智慧与勇气而来，你将不再有说谎的必要，也不再有怪力乱神故作惊人之语的必要。

    节选自《散文》2015年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