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年度散文（全文在线阅读） > 天津笔记
汪惠仁
功德
大年初一，我知道的故事是，很多人，很多政商人士都会挤在佛寺里去抢敬第一炷香的机会，讨吉利求多福。寺庙里的佛像前放着功德箱，敬新年第一炷香的人要往这箱子里放很多钱。
梁武帝曾经就是这么一位“有信仰”的人，造寺度僧布施设斋。达摩初化梁武帝，武帝问达摩，我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请您谈谈我之功德。达摩说：“实无功德。”我想梁武帝是吃了一惊的。时隔多年，慧能面对弟子的疑问，做了这样的回答：
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我想，这段话是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的，尤其是那些“一心向福”的拥挤在利禄途上随时可能导致相互踩踏的人们。
我们知道，信仰是有与之匹配的仪式的。“捐功德”是一种，并且仅仅是千万仪式中之一种——与“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五蕴皆空”的精神叙事相比，它只是被本土文化改造的“热闹”的表层叙事，它看上去和信仰相关，实则有悖大义。
求福，不是礼佛的目的。
求福，也不是文学的目的。请功邀赏，对写作者而言，就意味着你正坠入欲望之深渊。西门庆为求更大的利益回报，厚礼待官：出迎五十里，敬香茶，垂首相侍，且有竹乐助宴。于官而言，这西门庆如何不是在捐功德？但，《金瓶梅》，这部伟大的作品，它看到了幻灭。
返归
我们刊物有个栏目叫“闲话”。
它曾经叫“豆棚闲话”。老一点的作者与读者想必还有印象。这本是清代一本小说的名字，我们借来做了栏目名。我们并非贪图某种安逸和玩世不恭，才设置这个栏目；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自己的编辑策略，不要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总是沉重得喘不过气来——闲话，的确有调味的作用。
于是，一堆风格学的名词会涌向我们：冲淡、幽默、辛辣甚至放诞。阅读者安于某种叙事风格和尺度，会让阅读体验增加适度的幸福感，这就像我们安于命运会增加生活中的幸福感一样。闲话阅读也许会是有幸福感的阅读。
但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前提，尽管我们难以说清它的合理性。我们要求闲话的作者有这样的能力：他或者她能完成“返归”。
好，让我们适度进入玄学——适度玄学对文学不会有伤害。所谓“返归”，即意味着闲话的对象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它，我们周游“世界”之后回到它，我们饱览世俗价值之后回到它，我们在被实用主义打败之后回到它，我们最终在以失败者身份为荣时回到它，回到那个并不天生闲适的对象。
比如，当我们再次回到大自然时，当我们有所经历，以“返归”的姿态再次目睹大自然时，我们才由衷感到，“风景优美”不足以确证大自然的真理性；我们才会知道，任何室内装饰带给我们的幸福感，怎能与“窗含西岭千秋雪”相提并论。
没有疑问，之所以能“返归”，之所以能每“返归”每有所获，是因为好的写作者的手里是拿着火炬的，每一次都是重新照亮，而这火炬是信仰的力量赐予他的。
敌手
参观一些博物馆时，我的情感总是很复杂。先民的生活生产的用具大体上是简陋的，面对这种简陋，我至少能感到自己有着双重身份，貌似难以区分的双重的身份：后代的我，后来者的我。
后代的我，总是要勘侦出一点线索，把我与先民联络起来。认祖归宗的冲动会把先民用具之“简陋”重新加以解释：生活如史诗般的长征，一直延伸至“我”的时代。文化的亲近感会把“智慧”“勇气”赋予这些简陋的用具——这就直接干预了我的审美，不然，我，我们，凭什么面对“简陋”还要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呢？
另一个我，是后来者的我，是一个作为在生活之场中迟到者的我。这个我，不像后代的我那么“热烈”：他注意到了“简陋”本身，他注意到了生活形态的断裂；他冷淡、冷漠地谈论着眼前的这些简陋用具，嘲笑它们的不合理；甚至，他对后来出现的全榫卯制作也不以为然，他一点也不愿意流连在“能工巧匠”的文化幻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