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想(2)

    我最近正好右肺中叶有条索状炎症，粘连住胸腔，呼吸时疼痛难忍。此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小苦而微甜”，疾病迫使我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住进了医院。我在第二天的微博里写道：“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疾病让人对生命的本质洞若观火，那就是生住坏灭，无人逃脱。好在我是肺病，和林黛玉、林徽因同一个病，好像萧红和鲁迅也是这病。能和爱的人得同一种病也是好的。萧红和鲁迅还能在病中握笔如刀，好字成兵。锦绣文章原也是如此得来，如蚌磨珍珠。”

    肺病大概都是因为劳累过度、精神过度沉郁的产物。所以文人得这种病的很多，鲁迅、郁达夫、萧红、林徽因等，肺病在抗生素出现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患者本身内心抑郁太多，感情得不到释放才导致的疾病。更早的结核病则一度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病，得了它，你便有艺术气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地区的人将结核病视为生命力量的象征，患者在激烈咳嗽后脸颊上的绯红被视为一种生命力量消耗甚至爆发，而其平时苍白虚弱的面相则被视为一种天生的贵族气质——纤弱、敏感、高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浪漫情感的爆发”以绝对的鲜明对比。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书里写道：“结核病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爱情病的变体。”

    鲁迅的犀利、冷峻和愤怒的文字当然是和他的疾病（比如说肺炎）息息相关的，从苏珊·桑塔格的角度来看，他的疾病又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病态中国的一种个人化隐喻。

    而萧红的肺病更像是她个人命运的象征——沉郁、挫伤、无欢的人生。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正如她对朋友说的，她一生走的是败路。社会的衰败和个人的挫败既困扰着她，又促她清醒；无数人的苦难和死亡，不断地震撼着她，并召唤她写作。

    从重庆岁月开始，她“那衰弱的实际上已潜伏了肺结核的身体”，仍然发奋写作，写下了《回忆鲁迅先生》以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寓居香港的最后岁月里，她虽然咳嗽、头痛、失眠，病象大显，她却仍然写完了《马伯乐》第一部，还卧伏在病床上，两夜完成了《小城三月》。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性质，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

    说起黛玉的病，很多人会说“肺痨”，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是不是肺结核，《红楼梦》里说得并不清楚。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贾府时，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用中医的话来说，先天不足，“肺弱”那是必定的。她和病断不能遇上求而不得的爱情，而偏偏又叫她遇上了，宝玉算是她的克星。正如《魔山》中的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在19世纪，结核病常被理解为热情耗尽后失意的恶果，基于这种理论，医生为结核病人开出的药方包括——恋爱。

    民国另一个才女林徽因一样也是死于肺病。她也是在很年轻时就感染上这种要命的病。

    1930年下半年林徽因就因病不得不离开任教的沈阳回北京治疗。次年2月诊断出患了肺结核，当时这是绝症。此后宿疾多次复发，20世纪30年代中期病情加重。特别是在李庄期间，她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仍专注于古建筑研究，挣扎着查资料、写文章、改书稿，她衰弱、枯瘦的形象，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她病得油枯灯尽，她还强撑病体，参与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改良景泰蓝的图案。就像她的诗《秋天，这秋天》所写：“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

    疾病让人格外凝视自己，被使用了40多年的肉身开始造反，不配合，使小性子，提醒我要好好待她。我坐在医院大杏树下，在回忆自己到底是何时感染了这种病呢？即使小心谨慎如套中人，还是毫无来由地感染上。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也许是在某个公交车站，也许是一次机缘巧合，也许就是在某天擦肩而过之际。这种疑难杂症。连医生也很难说清病因，也许是因为一场小雨，也许因为一次握手，也许就是因为共同的忧郁。感染肺病的过程就像一次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