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2)

    张华先生的课讲得十分好。之后，张华先生又被选入一个宣讲小组，为当时在职的干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普及讲座，于是，遭到羡慕嫉妒恨。1957年“反右”运动中，23岁的张华先生成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陕南山中。之后，是20多年沉默而艰辛的岁月。

    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中国人最大的伤害，就是一次次将中国人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里，没有朋友之情、没有夫妻之情、没有父子之情……

    1981年，张华先生终于重返讲台，为西北大学即将毕业的1977级中文系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华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

    20多年的悲怆、痛苦与坚韧不屈，似乎全由这句话喷散开来。

    就在张华先生重返讲台的1981年7月，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作为华阴县文科状元，我顺利地被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来自华阴县一个企业子弟学校的我，读书与见识都少得可怜，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在喜悦中自卑着，我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井底之蛙。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后来了解到，他们也大都是各县区的文科状元。他们说，他们也是井底之蛙。然而，我明白，井底之蛙与井底之蛙看到的那片天空是不一样的，他们头上的井口半径远远大于我头上的。他们当中，有满腹唐诗宋词不时地往外涌的；有吟诗作文信手拈来的；有擅于思辨出口成章的；还有读过《资治通鉴》的；更有不仅读过《红楼梦》而且还敢一进校就给红学研究专家周汝昌写信的……

    我们1981级入学时，适逢五级同读（1977—1981级），西北大学教室紧张，临时增建、改建了几间简易教室。我们中文系1981级的课，就被安置在西大西门里简易的第六教室。这间毫无装饰的平房，屋内放了一排排同样简易的课桌和连排椅，屋顶苫着石棉瓦，墙面未抹白石灰，檐角甚多缝隙，没有暖气设备。外面下大雨时，石棉瓦的连接处，落下的小雨滴在我们的课桌上；外面下大雪时，我们的头顶也飘落下柔柔的雪花。来为我们授课的先生，在日渐寒冷的冬天里，不得不裹得严严实实，上课需要板书，老先生们尽量将衣袖卷起一截，但下课时衣袖仍然会沾染着粉笔末。

    1983年春天，在我们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终于搬进了新的教学楼。新学期开始，我们班的6212教室里，走进来一个穿着整洁、斯文儒雅、宽大饱满的脸庞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先生。他站在讲台上，看着教室里的学生——这是39张稚嫩的面孔，明显比他教过的前几届学生低龄许多。他的声音和缓，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他叫张华，这学期将由他来讲授《鲁迅思想研究》。

    接着，张华先生又对我们说：“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西北大学中文系从1977级到1980级四届的学生，即使同一班的学生，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老三届也有新三届，有历经“***”运动、上山下乡、工厂机关的，也有应届毕业的学生，但总体上他们中的大部分，生活阅历都比较丰富，他们勤于独立思考，思维敏锐而活跃。许是面对那样一些经历特殊的学生，张华先生给前四届学生的授课方式，是引导学生讨论一些更深刻的话题。在《鲁迅思想研究》课程的试题中，张华先生还会出这样的考题：

    “请你设想一下，如果鲁迅先生活在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他会怎样？”现在，面对1981级，大都在18岁左右的年轻学生，张华先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正在建立“完全人格”的学生群体，不仅正在构建着最基本的文化知识谱系，也正在完善着文化精神立场。他要略微改变一点授课的方式，才能建立起与学生的交流平台。

    于是，张华先生说，讲课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学生们对于鲁迅已有的认识。

    那天，同学们交上去的一张表，或长或短写了一些真实的思考。其中，就有我写下的：“鲁迅对朱安是不是太‘那个’了。鲁迅对朱安公平吗？”

    在第二节课上，张华先生挑选了几位学生交上的文字，讲述了学生反映给他的对鲁迅的认识，以及对这门课的期待。张华先生没有说出学生的名字。这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张华先生开始念出我呈上的文字。张华先生其实是用赞赏和惊喜的语调讲出纸上的内容的。然而，一贯不善抛头露面自卑的我，哪里还听得出好坏呢？还以为自己当众出了大丑，羞愧得脸一下子涨红了。这样的窘态，我想，即使张华先生没有指名，同学们也都能看出来，这句话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