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年的血泪(10)

    踏上中国土地的士兵人手一本《军人敕谕》，《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一样是圣典，一个针对军人，一个针对师生。《军人敕谕》是一份长达数页的文件，纲目分明，文字严谨。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义务。忠是大节，是一切道德的准绳。尽忠的军人必有真正的大勇。军人要逐字背诵，每天早晨默想十分钟。祭祀日、新兵入伍、期满复员要隆重宣读。宣读之时，从安放处恭恭敬敬取出，听众毕恭毕敬，全场鸦雀无声，比基督徒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书还要神圣庄严。如若念错，捧读者要引咎自杀。

    《教育敕语》至今在明治神宫的神乐殿里可以免费领取。

    侵华士兵最初无不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圣战。应征入伍的士兵为能到中国去为天皇效忠，有的激动得跪了下来，认为没有什么比上战场更能表达对皇上的忠诚了。“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个人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为了东洋和平，为了建立新秩序”，“杀人不是罪恶，那是对祖国的忠诚”，“日中战争是圣战，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这些话几乎天天在士兵耳边响起。

    有士兵想到，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中国人的生命且不更轻？这种践踏生命的逻辑让屠杀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一个正常的人杀人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还必须有恨。保持理性很难杀人。为了克服新兵这种心理，日军专门把俘虏拿来试刀，逼着新兵无端端当面把一个人杀死，就是要让他发疯。有的下不了手，军官就当场示范。杀过人的士兵上战场开枪杀人就没有那么困难了。这是一种心理训练，也是在培养战争机器。

    日军以地方为建制，战友都是老乡，一旦有士兵战死，必然引发同伴的仇恨。双方会因此而杀红眼。这时候战争完全以杀人为目的。有的日本士兵在想家的时候，也会莫名地恨中国人。到了最后，为了睡一个安稳觉，日军会把全村的人杀光。有的士兵把杀人当成了取乐。人的命比猪还不值钱。

    这种由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鬼的过程记录在一个个日军士兵日记里。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记日记的民族，很多老兵写了日记，写了他们怎样来到中国，怎样投入战斗，怎样杀人，一天又一天怎么度过。我寻找这样的日记，《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和太田毅写的《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每一本得来都不容易。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的灾难现场。这是一部不一样的小说。

    后来我又找到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写的《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的《国军抗日战史专辑》，还有当年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日记《守土日记》，酝酿了十年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们的现身说法让我进入了故事现场，创造和还原一段历史终于成为可能了。

    许多日本士兵回国后不愿谈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他们不愿回忆这样悲惨的往事，有的生死之交的战友也不愿出来参加聚会。长崎县一个叫上野正义的通信兵回国后成了打鱼人，他在佐贺火车站奇迹般遇到了同一个中队的战友龟川肇，他们曾在云南松山全军覆灭时逃了出来，逃跑路上他曾想自杀。他们都以为对方死了。那晚相聚谈到天亮，分手后至死也再没有联系了。《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的作者太田毅谈到采写的缘由，就是要告诉人们军队上层作战的愚蠢和无情。而很多老兵承认：“中国人的心是温暖的。”

    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我想，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看到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寻找真正的罪恶，追求和平，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

    我要写仇恨与宽恕，写人类之爱，写战争之痛，那种无法抚平无法想象的痛，即使活着心灵也永无宁日，正如营田那个黑色的日子，它是亲历者一生也走不出的噩梦。战争中的人性与命运，战争对人血淋淋的摧毁，人类道德的大崩溃，广泛的恶行，悲剧性的生存，爱情的悲惨……我希望这一切不只是激起普遍的悲悯，还有对于人性与现实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