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立谁安(9)

    穷尽人类所有的姿势，不过站立、下跪、安坐、跪拜、二郎腿等寥寥数种，但简单的几种姿势，却包含了难以言尽的精神内容。

    倒卧，是人类自身最为忽视的一种姿势，这个姿势为人类共同所有，也是每一个人生命结束的余音。这个人类的最后姿势，用遗容来表现。

    国民党溃败台湾之后，傅斯年当了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上任的时候，台湾大学千疮百孔，一团乱麻。校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如同疯涨的海水，潮声喧哗，动魄惊心。学潮中的学生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这让刚刚从大陆败逃海岛的当局惊恐不安，他们判断台湾的大学校园受到了共产党的统战和渗透。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下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武力镇压，缉拿共产党。

    此前4年的昆明，国民党云南当局用手榴弹投掷学生，制造了4人死亡，29人重伤，30多人轻伤的惨案。傅斯年奉命来到昆明，他以西南联大常委的身份面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傅斯年愤怒地指责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地位了！”傅斯年表示：“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

    因此，当彭孟缉带着全副武装的军警闯入台湾大学校园的时候，傅斯年的不满和愤怒就像机关枪的子弹。“在台大的校园里，带走任何一个学生，都必须经过校长批准。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军人被书生文人用“拼命”这个动词彻底震慑了，彭孟缉降低了声调，做出了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

    转年就新生入学考试了，傅校长亲自为国文考试卷命题，他引用了《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铁骨铮铮的话：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收拾一个烂摊子，傅斯年用才能、魄力和正直做到了，但是，他的身体却不能与时俱进。高血压，是他无法治愈的旧疾，在台湾大学校长的职位上，他又添了许多新病。有一天，他对“教育部长”朱家骅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这句话，朱家骅以为是无心之语，没想到竟成了傅斯年生命的谶语。其实，傅斯年的鞠躬尽瘁，早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在应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所求题词时，傅斯年用了“归骨于田横之岛”这条短幅为一年之后的生命终结做了铺垫和暗示。

    临终之前的那个深夜，化作了无尽的悲痛留在了夫人俞大綵的心里。俞大綵在回忆中写道：“1950年12月19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人之将死，总有预兆潜藏在身边。说完这段话之后，满脸倦容的傅斯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一反常态地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几小时之后，天就亮了。傅斯年的生命终止于下午的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的讲台上。在回答“参议员”郭国基有关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和放宽台大招生等问题的质询时，激动的傅斯年突然倒下了。

    倒卧，是人体所有姿势中最稀有的动作，最需要精神的支撑。选取这个姿势的勇士，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12年之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也以倒卧的姿势再现了精神的内涵。

    1962年2月24日，胡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投票选举了任之恭、梅贻琦、陈槃等七名新一届院士。另一个结果以悲剧的形式出现，那就是胡适以站立的姿势讲话时，突然倒下，从此再未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