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与南北朝之政制
秦汉的政治制度，还是从列国时代，相沿下来的。有许多地方，和后世的情形，不甚适合。所以到两晋以后，又生变迁，两晋以后政制的变迁，最大的是官制。秦汉时代，宰相的体制甚尊，而权力亦大。但是在西汉中叶，替皇帝管理文书的尚书，已经渐渐的有起权柄来了。后来日渐扩充，分曹办事，相府的权柄，遂渐为所夺。曹魏时，做皇帝秘书的中书；刘宋时，做皇帝侍从的侍中，又都参与机密。这许多官，都握有宰相的实权；宰相则自两晋以后，就废而不设了。这是为什么？原来做宰相的，总是位高望重的人，皇帝不能任意指使他。而且宰相这个官，相沿下来，有他独立的职权，皇帝要任意破坏他，也总觉得有些不便。所以要废而不设，而改用自己左右亲信的人，这也算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进化。至于外官：则秦汉之世，本系郡县两级，郡就直达于中央。汉代的州刺史，只是个监察之官。到东汉末年，因为盗贼多了，要加重外官的权威，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就成了地方的行政长官，一郡的地方，只有后世的府这么大，不足以反抗中央。所以唐朝的柳宗元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1]州的区域，就有现在一两省大，未免要尾大不掉了。东汉末年，所以纷纷割据，州牧的威权大重，实在是重要的原因。后来州的区域，虽然渐次缩小，然而习惯既成，又有以一个人而督数州、十数州的军事的，实际上还是一样。所以中央政府的权力，总不甚完全，甚至于酿成内乱。
西汉时代，是行民兵之制的。那时候人民的年龄，达到23岁，便要当兵，到56岁，才脱离军籍。郡国都有车骑、材官、楼船三种兵。调动之权，属于太守；训练之职，则在于都尉。东汉光武，因要省官省事，把都尉废了，民兵之制，亦就随之而废。民兵废，拥兵的人，就要专横了。又从东汉以后，多用异族人当兵。五胡乱华之时，更其是如此。这时候的军队，通常都以汉族以外的民族做主力。这也是汉族难于恢复的一个原因。
古代的成文法，传于后世最早的，是战国时魏国的宰相李悝所作的《法经》。《法经》一共六篇。商鞅做秦国的宰相，就把他取去使用，没有另定法律。秦朝并天下之后，还沿用着他。《法经》每篇之中，要包含许多章。汉高祖入关后，曾把他废掉了，只留（一）杀人、（二）伤人、（三）盗三章。[2]天下既定，又把他恢复了，其实这时候，六篇之法，还不够用。所以逐渐添造，竟达到60篇之多。还有命令和成案，也和法律有同一的效力。条文多而编纂杂乱，官吏就可以上下其手，以致司法界的情形黑暗得不堪。屡有人提议编纂，始终没有成功。直到魏朝，才注意到这件事，编成了一部《魏律》。未及颁行，而晋武帝代魏，又把他修订一过，于公元268年颁行。这就是很有名的《晋律》。从此以后，历代的法律，实在都是把他做蓝本的。这是中国司法界上，很可纪念的一件事。
晋人之清谈
汉时儒学发达，思想颇倾向复古，就渐有泥古之弊。不论什么事，总以为古代的办法是好的，应该仿效的。如此，便不免激起反动。所以到魏晋时，有思想的人，就喜欢探求事物的原理，追溯宇宙的根源，形成一种玄学。此等讲玄学的人，大都轻视实际的事务，终日挥麈清谈，或者互相辩论。其学术思想，非不高尚，然而有职务的人，都是如此，那就糟了。所以后来的人，有骂他们“清谈误国”的。
南北之风尚
当时南北的风尚，亦微有不同。北朝是没有清谈之习的。讲经学：南朝人把玄学掺杂进去，北朝人却还谨守汉儒旧说。做文章：南朝从齐梁以后，专讲辞藻，北朝却比较清真些。所以也可说：北朝的风气，较南朝略为朴实。当五胡乱华之时，汉人反而同化于异族的，自然也在所不免。然而这只是极少数。处于高压力之下，因而变成媚外的，也自有其人，譬如北齐的颜之推，曾著一部书，名为《家训》，中间有一条说：“我曾经看见一个齐朝的士大夫，他对我说：我有个儿子，年纪17岁了。已经学会鲜卑话，会弹琵琶，有这本领，叫他去伺候阔人，没一个不喜欢他的。”如此媚外，真正令人气短了。然而这也是少数。以大体论，当时的五胡，还是尊重汉人的文化；而汉人也还能保守其旧俗的。只要看自晋代以来，崇尚门阀的风气，南北一致，便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