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统一
五代十国时的国家，原即是唐朝藩镇的变相。此时天子的卫兵，亦即是前此节度使的亲兵。他们得贿赂，受运动，推翻一个节度使，拥戴一个节度使，是不算一回事的。五代时还是如此。所以置君如弈棋。此等骄横的军队，是决不能作战的。其余藩镇的兵，也都是如此。所以统一之功，骤难告成。到周世宗出来，把政治和军事，都整顿了一番，才觉得旌旗变色。宋太祖、太宗，袭其余荫，20年间，就把宇内都削平了。
宋初之政制
宇内既经削平，自然要有一番新布置。节度使的大患，是以一个人专制数州至十余州；他所属的支郡[1]，都被他压制了，失其独立之权，遂至形成割据。武人是不知政治的。而当扰乱之世，各州的刺史，亦以武人为多。属下的县令，给他压制得豪无展布。况且所用的，也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苛敛繁兴，又往往以部曲将吏主其事。所以民困滋甚。宋太祖乘宴饮之际，讽示宿卫诸将，令其自行辞职，解去兵权。于是肘腋之间，时虑叛变之患除掉。节度使所属的支郡，都令其直达京师，得以自行奏事。节度使出缺的，都代以文臣，谓之知军州事。便县事，也以京朝官出知。[2]又在诸州设一通判，令其权力和知州平行。苛捐杂税，大加裁撤。并在各路设立转运使，以掌理一路的财政。诸州的兵，强壮的都送到阙下，升为禁军，直属三衙管辖。[3]老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兵。不大教练，只好当当差徭而已。经这一番改革，政权、财权、兵权，就都集于中央了。
改革之背景
大凡一种制度，经久不变，就要生出弊病来。宋初的中央集权，读史的人，都说他矫枉过正。在当时情势之下，或亦不得不然。但是历久不变，就要生出弊病来了。其中最大的，就是兵数日增，而不可以一战。宋朝开国时，禁军之数，不满20万。后来逐渐增多。[4]到英宗时，竟超过100万。兵数是增多了，战斗力却减弱。宋初因为厢军不足用之故，地方戍守，都遣禁军分班前往，谓之番戍。[5]其意，一以重地方防务，一亦使军士习劳。但是仆仆道途，于各地方的情形，都不熟悉；和百姓亦没有相当的联络；作战起来，就有许多不方便之处。反因此增出一笔衣粮之费。
唐中叶以前，国家的收入，是靠田租、口赋做大宗的。别种收入，在承平时不甚注意，而且还要把他裁掉。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既坏，又为各藩镇所专。国家的用度却多了。不得已，乃新增了许多税目，如盐税、茶税等。还有地方政府所增加的杂税。[6]宋朝因为要养兵之故，这许多税项，都没有裁，而且都逐渐成为中央重要的收入。如此，历代到财政竭蹶时，因其租税本来稀简，还有搜括的余地，宋朝就没有了，遂成为“竭天下之财，以养中央之兵，而不可以一战”的模样。这是北宋政治上最大的积弊。
宋朝开国后的20年，就是公元979年，太宗灭北汉，把中国统一，乘势进兵伐辽，想把燕云恢复。其结果，在高梁河[7]战败，太宗身受重伤。公元986年，太宗又命将伐辽，亦不得利。辽人却屡次南下。真宗时，辽兵直抵澶州[8]，中外震骇。群臣多有劝真宗迁都的。幸宰相寇准，力主亲征。真宗渡河，辽人乃请盟而还。此事在公元1004年。自此以后，宋辽始终和好，直到北宋末年，宋约金攻辽时，未曾开过兵衅。[9]然到仁宗时，今宁夏、甘肃境的西夏复强盛，从公元1034年起，到公元1044年止，和宋朝构兵凡十年。宋朝也总不得利。陕西地方，弄得凋敝不堪。其结果，到底也以岁赐成和。国威的不振如此。内政则从对辽和议成立后，就开始腐败。原来宋朝因兵力不足，和议成后，深怕他破裂，而又没有法子可想。因辽人迷信很重，乃托言有天书下降，算做一种祥瑞。其意，本来想借此恐吓辽人。[10]然因此之故，各地斋醮，和土木之事繁兴，耗费甚多，财政渐觉困难。既然只想维持和议，再不想恢复燕云，自然兵力也要腐败下去了。所以澶渊和议的成立，就是宋朝内政腐败的开始。真宗之后，继以仁宗。在位凡41年。[11]他的性质，是颇宽仁的。然而是个无用的人。一切政治，更其废弛。宋朝到这时候，要图振起，就非改革不可了。
但是要图改革，还有一种困难，这便是宋朝政治机构的不灵。历代官制，宰相的权柄都较大。宋朝却沿袭晚唐、五代，以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12]政权不甚统一。加以宋朝最重言路，御史一官，气焰很高。宋朝人的风气，又喜欢说话，喜欢争意气。所以宋朝宰相，权力不甚充足，遇事每多掣肘。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所以困难的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