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的东来，事在16世纪之初，其和中国人有正式交涉，则已近17世纪之末了。
较旧的书籍里，提起中外交涉来，总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诚然，从海路而来的西洋人，其初和中国的交涉，就是这两件事。独有俄国则不然，他一开始，就和中国人有政治交涉的。
清初中俄之交涉
俄国当蒙古西征时，还是行的封建制，各小国分立，心力不齐，以致为蒙古人所征服。其后，就隶属于元朝所分封的钦察汗。这事还在13世纪的前半。到15世纪中，俄国人渐渐的强了；而钦察汗之后，互相纷争，遂至其所乘。至公元1480年，俄人就脱离蒙古的羁绊而独立。历代为中国之患的，是蒙古高原。至于西伯利亚，则是荒凉寂寞之区，其和中国的交涉，不过国威极盛时，有些部落，前来朝贡罢了；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政治关系的。乃自17世纪以来，而西伯利亚，对于蒙新和关东，渐渐的成了一个大威胁。这也是西人东侵以后，东方的一个大变局。
近代的哈萨克人，就是汉时的坚昆，唐时的黠戛斯，元时的吉利吉思。他们有一部，西迁而入俄罗斯南部的草原，音讹而为可萨克。[1]从俄人兴起以后，也归附了他，替他做东征的先锋队。这事起于16世纪之末。到17世纪中叶，业已直达鄂霍次克海岸；在黑龙江左岸，建筑了尼布楚、雅克萨两城。此等游牧部落，是不能为和平的拓殖，而只能从事于侵掠的。黑龙江流域的部落遂大受其扰害。清圣祖曾致书尼布楚守将，命其约束。尼布楚守将虽然应允了，而不能实行。俄人曾要求遣使筹议划界、通商，圣祖也有复书，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而没有结果。到三藩平定后，圣祖就决心征讨。命黑龙江方面出兵，攻陷雅克萨城。俄人旋复据守。圣祖又命出兵，把他围困。这事在公元1685、1686两年。恰好圣祖前托荷兰商人带给俄皇的信，复信来了，请先解雅克萨的围，然后派员划界。圣祖乃命将围兵撤退。
尼布楚条约的界址图
到公元1688年，俄使费耀多罗[2]，和清使索额图等，会议于尼布楚。俄国要求划黑龙江为界。清使则主张从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全归中国。议不谐，势将动兵。这时候，俄国在东方的势力还很薄弱，势不能与中国敌；而清使护从的兵也很盛，俄国则比较单薄。于是照清使的意思，订成条约：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流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岭北诸川则属俄，是为《尼布楚条约》。为中国和欧洲各国订立条约之始。
划界问题解决了，还有通商问题。俄国又遣使臣前来，圣祖许其隔三年到中国来通商一次，人数以200为限，住在北京的俄罗斯馆里，以80日为期，而许其免税。这事在1693年。
《尼布楚条约》所分划的，只是黑龙江方面的疆界。然而这时候，漠北的喀尔喀，也已经归服清朝了。俄国和外蒙古，是本有贸易的。于是又发生蒙古方面的疆界和通商问题。这事直到世宗手里才解决。两国定约：自额尔古讷河以西，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其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两国互市之地。是为《恰克图条约》，事在1727年。到1737年，清高宗不愿意俄国人到北京来，遂命其专在恰克图贸易。[3]
中英之通商
俄国的交涉如此。至于南方，则英人也继葡、西、荷之后而东来了。英人的东来，其事亦在明末。亦因受葡萄牙人阻碍，未能好好地和中国通商。清朝初年，因为要防台湾之故，海禁甚严。不但华船不准出洋，并将漳泉等地沿海的居民，强迫内徙，把海滨地方，空出数百里。到台湾平后，才听沿海督抚的话，开放海禁。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设立海关。后来又把宁波海关，移至定海。虽然如此，清朝对于外人，除澳门以外，是一概不愿其居住的。英人虽竭力运动，得于广州设立商馆，然而所以管束之者仍甚严。如除贸易的时期外，不准停留；并不得挈眷居住；及无事时不得上街游行之类。在现在看起来，可说很为无谓了。清朝人的意思，以为澳门是给一切西洋人居住的，在事实上，则其权利为葡人所专。而当时的贸易，也很不自由。外人到中国来，并不能随意与华人贸易，而必限于官所指定的商人。因为和外人贸易，利益颇大，为一二人所专，众情不服，乃又许多人承充，于是有所谓洋行。[4]然而其对于外商，把持垄断，依然如故。而且因入行之时，先须交付很大的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取之于外商，更不得不苛。而当时的官吏，又因为不会收税和管理外人，把一切事情，都交托行商代办。所以行商无论如何，不能取消。当时外国的货物，运到中国，先由洋行“估价”。这所谓估价，是并“税项”、“规费”等等，一概包括在内的。估价既定，然后抽取若干成，以为“行用”。初时所收还轻，后来就越加越重。而外人要买中国货，亦一定要由行商经手的。价格如何，一任其把持垄断。广东通商最久，积弊最深。别的地方，却还好一点。所以外商渐渐的舍粤而趋浙。于是闽粤两督，合词请将浙海关税额，较粤海关加重一倍。奉上谕，说：“粤省防御，较为完固，自以驱归粤海为宜。”就把浙海关停闭了。时在公元1758年。到公元1792年，英国派马甘尼[5]前来，要求改良通商章程。适直清高宗八旬万寿，清朝强指他是来祝寿的，赏以筵宴礼物。颁给英国国王敕谕两道。于其所请求之事，一概驳斥不准。公元1810年，英国又派使臣前来，则因国书、衣装落后，并仁宗未能见到。[6]总而言之，西洋人的来，因其船坚炮利，[7]中国的人，本来见他有些怕。而其冒险的水手人等，又时有不法行为。中央政府，不大欢迎他。然而外人来通商，地方官吏和商人的利益，都是很厚的，所以不肯拒绝。而又怕滋生事端，为中央政府所责罚。于是想出种种的苛例来，以管束外人。至于商人的垄断、榨取，那更是其本色，无足为奇的了。外人处于此种情形之下，只觉得中国政治的黑暗；地方官吏，既然无可与语，请求中央政府，又是如石投海。如此，就渐渐地引起了以兵力胁迫的动机。所以历史家说：“五口通商的战役，看似因烧烟引起，实在是由通商问题激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