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思想之渊源
清代的学术思想，是直接继承明代的。明末的学术思想，有两方面：一为经世，一为考据，《中古史》第二十三章，业经说过了。中国的学者，本来喜欢在书本上用功，加以清朝以异族入主，忌讳甚多，政治上、社会上的话，有些都不敢谈，遂专承袭其考据的一方面。
清代学术思想之派别
清代的学术，是以经学为中心的。经学当清时，分为两派：一派是汉人之说，这是旧有的，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都是替汉人的注做解释。一派是宋人之说，这是新兴的，元明以来的学者，大都信奉他。清儒不满意于宋人的武断，乃返而求之于汉。汉朝离清朝，年代较远；汉人的经说，又有缺佚，非经考据，不能明白。所以清儒考据的方法最精。人家遂称他为考据之学，和尊奉宋儒的义理之学，研究文艺的辞章之学相对待，成为学术界的三大派。又因其尊信汉人，对于宋学，而称之为汉学。
汉学和宋学，固然显分界限，即汉学之中，亦自有派别。当汉学初兴时，治经的人，还是就汉宋之说，择善而从，并不专主于汉。此派，后人称为“汉宋兼采”。乾嘉两代，为清朝学术极盛之时。其时的人治经，专以区别汉宋；搜辑、阐发汉人之说为主。其意不重于求是，而重于求真。这才可称为纯汉学。咸同以后，汉宋的区别，业已就绪，则又专就汉人经说，而区别其孰为今文，孰为古文。于是汉学中又分出今古文两派。汉朝的今文之学，本来是讲究经世的。清学到这时候，明末经世的精神，也就有些复活了。然而考据的精密，也就渐渐不如前人。
清学的可贵，不在于其主义，而在于其方法。[1]他们因为研究古书，先要懂得古人的语言，所以对于训诂特别注意，古代的名物制度，考据得亦很精。古书亡佚的，经他们搜辑而复见；伪误的，经他们校勘而正确；作伪的，经他们辨别而发觉的很多。推治经之学以治子，也有同样的功劳。更推其法以治史，前代的史籍，被其订正的也不少。总而言之，教我们以一种精密的方法，给我们以许多正确的材料，是清学最大的贡献。
义理和辞章之学，比之考据，是显有逊色的。义理之学，宗程朱，宗陆王的，各有其人。都不过沿袭前说，并无发明。只有颜元，他反对学者的空虚无用，不但在其不读书，而并在于其专读书；主张注重于实务，颇有一种特色。但其学未能盛行。
清代文艺上之贡献
清代的风气，是富于复古的倾向的。文艺上也是如此。号称古文正宗的桐城派，是谨守唐宋人的义法的，却有许多不满意于他的人，要取法周秦、汉魏。词：清初都沿袭元明人的作风。后来常州派出，却要取法于唐、五代、宋。书法：自唐以来，都是取法于南朝的帖的。到清朝，却要取法于北朝的碑，以上接篆隶。都是这一种趋势。虽然取径很高，究不过蹈袭前代，不能算有什么特色。[2]倒是平话、弹词等平民文学，其体制虽亦是前朝所已有，其数量却发达得很可惊人。昆曲渐衰，而皮黄代兴，亦带有这种趋向。
中叶以前之社会状况
清代中叶以前，士大夫阶级的风气，是比较沉静的。这一因异族压制，不敢开口；一亦因明朝人分党派，争意气，闹得太厉害了，有些动极思静。好的是潜心读书，不问世事。坏的就不免于嗜利而无耻。后来国事败坏，总没有真正慷慨激发的人，其病根实中于此。
至于一般社会，经过大乱之后，而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比较宽裕些，也就暂时现出安稳的气象了。然而革命的种子，还是潜伏着的，所以清朝的会党特别盛。
中叶以后之社会状况
承平既久，人口增加，而耕地的面积，不能加广，风气又渐趋奢侈，加以乾隆中叶以后，和珅用事，朝政不纲，官吏的贪污，特别厉害。遂至民穷财尽，乱事相继而起。咸同间的大乱，蔓延10余省，绵历20余年。死伤之多，劫略之惨，为历史上所罕见。乱定之后，元气遂至大伤。此时外力的侵入，又日逼日紧。士大夫阶级，智识大都锢蔽，不足以应付新局面。一种虚懦之气，却颇有复活之势。一般社会，亦因痛心外患的凭陵，时有盲目的排外之举，而教案遂成为艰于措置的问题。
清末之社会状况
甲午一战，士大夫的迷梦，才算惊醒了。于是主张变法维新的人渐多。然旧势力还是很盛。新旧冲突，遂酿成戊戌政变和庚子拳匪之乱。此时外国经济势力，侵入渐深；加以政治上的搜括，人民的生计，日渐穷困，就显出蹙然不安的样子了。但一般社会，风气却较开通。设立学校、图书馆、讲演社等，开发民智的事，渐渐有人举行。戒除鸦片，及不缠足等改良风俗的事，也渐渐有人提倡了。国家举行新政，阻挠的，亦就不像从前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