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经济状况，是以乾隆之世，为盛衰转移的关键的；而其末造，外力侵削，尤其使国家财政，人民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叶以前之国家财政
中国历史，大抵当开创之世，财政总要比较宽裕些，清朝亦不外此例。当三藩平定以前，清朝的财政，还是很竭蹶的。三藩平后，就渐渐地好转了。其时政府的收入，以田赋为大宗，约近3000万。此外盐税500万，关税400万，杂税100万，合计约银4000万两。[1]支出则皇室经费500万，官俸700万，兵饷2000万，驿站100万。[2]收支相抵，度支还有盈余。所以康熙末年，国库就有储蓄，乾隆时，竟达到7000余万的巨数。[3]
中叶至末造之国家财政
然而清朝财政的基础，亦是乾隆时坏掉的。清朝财政的宽裕，宫廷费用的节省实为其大原因。[4]高宗的举动，既极奢侈，和珅的贪黩，尤为前古所未闻。以致吏治大坏，民生异常困苦。[5]嘉庆以后的内乱，民穷财尽，实在是个总原因。道光以后，又益之以外患，财政就日形竭蹶了。然而军行之际，诛求虽然严酷，税目却除厘金之外，未有增加。乱定以后，旧有的收入，较之承平时，亦未见减少。[6]而厘金和新关的收入，却是前此所无有的。所以当光绪初年，收入反扩充到7000万两。其时开支浩大，亦时借外债，以资挹注，然不久旋即还清。直至甲午、庚子两役，赔款的巨大，断非当时财力所能负担；其末造举办新政，又都出于临时罗掘。清朝的财政，到此就紊乱不堪了。
对外之赔款外债
清朝的有赔款，是起于鸦片战争的。其后或大或小的赔款，还不止一次。然在财政上，还无足计较。甲午之战，赔款比当时岁入总数，超过了三倍；庚子赔款，则又比甲午之战加倍；这个不借外债，如何能支持？借洋债是起于1867年，用兵于新疆时候的。自此至1888年，先后共借外债12次。为数既少，期限亦短，不久都已还清。甲午以后，就大不其然了。清代所欠外债，现将其列一简表，[7]分为甲午以前和甲午以后两项。后者的数目，远超过于前者，是显而易见的。而后者直接间接，多数是因应付赔款而起的，所以赔款实在贻人民以莫大之累。
清代赔款与外债表
人民之经济状况
人民的经济状况，从乾隆中叶以后，久已患贫。加以嘉、道、咸、同之世，内乱迭起，蔓延的区域既广，绵历的年代尤长。战争之际，杀戮之惨，破坏之烈，诛求之酷，实在使人民的经济，受着更大的创伤。[8]然而此等内乱，并非历史上所没有。苟无外力的剥削，休养生息数十年，元气就又恢复了，这亦是数见不鲜的例。而当这时代，外人的经济侵略，又日甚一日，我国民就更无喘息的余地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剥削后进之国，亦有其一定的程序的。大概先用粗制品和纤维工业，破坏其家庭工业和手工业，再继之以重工业，后进之国，就要殖民地化，甚而成为次殖民地了。中国当五口通商前，输入的棉织品，还不甚多。此外大呢、钟表等，只是较富裕的人所使用，并非国民生活所必须。输出入虽略有差额，[9]合以他种款项，国际收支上，我们并非处于不利的地位的。直到鸦片的输入大增，我国无此巨量的出口货和他相抵，才要输出现银去还债。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之品，渐渐变为棉织物、煤、铁、煤油等日用必需之物，其情形就严重了。入超之数，在光绪初年以前，还不过几百万两。后来逐渐增加，到清朝末年，竟达到20000万两。我国的关税，既因其为协定而不能用作壁垒。《中日和约》又许外人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并其运输之费，和内地所收税项，亦规定和国外输入之货一律，我国新兴的工业，就更难和他们竞争。资本从利息低处流向利息高处，劳力从工资低处流向工资高处，这是经济上自然的趋势，无可遏止的。于是外人竞谋向我国投资，而我国的劳工，则纷纷出洋谋生，成为资本和劳力对流之象，投资的因为要求安全，还要求发展，就不免要干涉到债务国的政治，于是清朝末年，铁路矿山等借款，无不含有政治意味。而华工出洋谋生的，虽为外国资本家所欢迎，又为其劳工所厌恶，到处受人压迫，华人谋生之路，就更形窄狭了。
清末之机械工业
中国的有机械工业，是起于同治初年，内乱戡定之后的。其初系属官办，专注意于军事，如1865、1866两年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是。后来左宗棠在甘肃，办有织呢厂。李鸿章在上海，办有机器织布厂。张之洞在湖北办有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厂。开滦设矿务局，并兴造铁路。又架设电线。设立轮船招商局，航行长江南北洋。又在汉阳设炼钢厂、大冶开铁矿、萍乡开煤矿，后来合并而成汉冶萍煤铁矿厂公司。这些才可以算是正式的实业。此时太抵由官方先行投资，再行招商入股，谓之官督商办。官场办理实业，是不甚相宜的，有的不甚发达，有的就停闭了。中日战后，民间自办纺织等事业的，才逐渐兴起。然亦大都幼稚，未能和外人竞争。总之，清末机械工业，只算得萌芽时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