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飞沫(3)

    《新唐书·则天皇后列传》云：“太后春秋虽高，而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武则天年纪虽然大了，而善于自我涂抹润泽（打扮保养），即使她身边的人也不觉其衰老。这原是合情合理的纪实，也说不上什么贬义。可是，不知是嫌“善自涂泽”不符合艰苦朴素精神呢，还是嫌不够大众化革命化，或者别的什么，郭文却特地解释说是“注意卫生”。固然别出心裁、古为今用，却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连这么点小事，尚且如此曲意维护，别的问题也就无须认真看待了。

    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从唐朝流传至今。我只见过郭文说它“责骂多无根据”，是骆宾王文人无行的一个物证。这个评语，真是有趣得很。

    武则天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这里没有全面评述她的功过是非的意思，只是谈了几点零碎感想，凑凑热闹。

    刘柳双星

    刘柳，一对好友，两颗文星。

    很久以前，我读了刘禹锡、柳宗元，觉得他们相同相似之处很多，不同不似之处也非常明显。

    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柳宗元生于大历八年，公元773年。贞元九年（793年）同科进士，并同为士林所推崇。李诵（唐顺宗，年号永贞）当皇帝的几个月里，刘柳都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政治活动。随着中风的李诵被迫退位，短暂的“永贞革新”失败，刘柳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刘在朗州，柳在永州，达十年之久。元和十年（815年）一同被召至京，还是不用，只是循例升点官，再遣为远州刺史。刘在连州（今广东连县），柳在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不用说仍然是一种流放。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卒于柳州任所，刘一再为文祭之，又多次作诗悼念。但刘尽管又辗转于夔州、和州，最后还是被召回任太子宾客，活到会昌二年（842年）。

    刘柳不但二十多年经历极为相同相似，政治、哲学同声相应，在文学上也互相辉映。政治上都是王叔文主要帮手。他们一同策划了贬斥贪官、废止宫市、停止盐铁使月进钱和地方官进奉，试图剥夺宦官兵权。在哲学思想上，柳的《非国语》、《天说》提出：天是由混沌的元气所构成，并没有神的主宰。刘的《天论》三篇，丰富和发展了柳的观点，认为古人说天无形，实际上是“无常形”，受到柳的赞许。刘有“诗豪”之称，作品广泛流播。柳的诗文，“名盖一时”。

    为什么有这么多相同相似，柳只活到四十七岁，刘却能寿逾古稀，终年七十一？

    看来，与他们性格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刘禹锡性格较开朗外向，所以遇到挫折时，比较达观，能随遇而安。被贬朗州、连州，仍旧饮酒访妓，游览唱和，求得自娱。更重要的是，敢于用作品直接宣泄心中的不满与郁结。他的《聚蚊谣》、《昏镜词》、《养鸷词》、《百舌吟》、《飞鸢操》、《有獭吟》、《摩镜篇》、《学阮公体》等等，都是政治讽刺诗。抨击政敌，讥讽时政，发泄不满，表示与对手势不两立。在贬谪十年之后，被召回京，作了着名《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直白地讽刺了依附宦官的新贵，引起“执政不悦”，于是和他的朋友再度被贬。又过十余年，再召回京，任主客郎中，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达了虽一再遭受打击，仍坚持自己信念，绝不妥协的心情，以及对政敌的蔑视。因为这首诗，他又被改任太子宾客这一闲官。然而，正是敢于发泄，敢于出气，心中少些郁结，日子不那么难过，健康就不太受损害。

    刘禹锡只是对政敌不妥协，在官场上却交游甚广。以其父刘绪的关系，更因为他做过多年幕僚，认识的大小官员相当多。只要不是政敌，都能同他们交往应酬，表现出他为人圆通的一面，因而也能得到他们的关照。比如公元815年将被派遣去播州（今贵州遵义），势必与老母永诀，就是宰相裴度为他说情，才改派连州的。他的交游，淡化了孤寂与忧愤。

    柳宗元的曾祖父（一说曾伯祖）柳灭，高宗时任宰相，因得罪武后而被杀。其父柳镇任侍御史，以刚直闻名。柳宗元早熟，精敏绝伦，乐为他人，热心政治，急于建功立业。受贬谪后，对政治仍很执着。深感失落与抑郁，而又不像刘禹锡那样敢说敢骂。他写诗文，都很当一回事，不草率为之。宣泄忧愤的成分较少，心灵熬炼则很多，而且写作本身也是高强度劳动。当柳州刺史时，力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革除弊政，解放奴婢，兴办文教，蠲免民间各种债务，破除一些迷信陋习，为柳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公务辛劳之余，生活清苦寂寥，又老是挂念着一些同时被贬的友人。从《登柳州城楼寄汀漳连封四州》，可以想象到他的处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