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石匮书自序》极斥明代史籍之不足征，其言曰：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琅嬛文集》卷一）
又于所著《征修明史檄》中泛论明历朝实录之弊：
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晗按景濂所修为《元史》，此宗子误笔）。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娇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五，不肯阙疑。（《琅嬛文集》卷三）
清徐乾学于修《明史》时上《修史条议》论《明实录》云：
明之实录，洪武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引》）
夏燮《明通鉴义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实录，明人恩怨纠缠，往往籍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丘濬修郄于吴、陈（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圮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王世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于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
俱对《明实录》无恕辞。其较能持平，灼见实录在史料上之价值者仅王世贞一人。世贞于《明实录》亦一意抨击，《史乘考误》卷一：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则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然又曰：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取国史之章典文献，参之以野史之是非，征之以家史之宗阀官绩，制度足凭，是非可信，人物足征，年月可考，四者具核而史乃可传，此凤洲之卓识，亦《明实录》在史料上价值之定评也。至百年后万季野出，其言乃若合符契。
明、清易代之际，典章散佚，文献无征，钱谦益深致叹于作史之难。《有学集》卷一四《启祯野乘序》：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而今则何如也！自丝纶之簿，左右史之记，起居召对之籍，化为煨烬，学士大夫各以己意为记注，凭几之言，可以增损，造膝之语，可以窜易，死君亡父，瞒天谰人而国史伪。自史馆之实录，太常之谥议，琬琰献征之记载，委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为掌故，执简之辞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闻朝著，飞头借面，欺生诬死而家史伪。自贞元之朝士，天宝之父老，桑海之遗民，一一皆沉沦窜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为信史，于是国故乱于朱紫，俗语流为丹青，循蟪蛄以寻声，佣水母以寄目，党枯仇朽，杂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华之士，不自贵重，高文大篇，可以数缣邀取，鸿名伟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伪。
此三百年前之情况也。近五十年来野史间出，明人文集之已见著录者且汗牛充栋，有明十三朝实录近复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旧抄本数种互勘，行且付之梨枣，绩学之士，人得而畜之。以野史征实录，以文集碑志征实录，以实录订野史文集碑志，然后以所得折衷于《明史》，勒为长编，传信一代，此其时矣。
二 史官上
宋人最重史事，历朝均凭起居注修日历或时政记，以为修实录张本。更以日历、时政记、实录为主，具纪志表传而成国史。《宋史·艺文志》所著录有王旦《国史》一二〇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五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二〇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二〇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一〇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五〇卷是也。日历如《宋高宗日历》达一〇〇〇卷，时政记如《度宗时政记》七八册是也。他如记载典章，则每朝各有会要，法制则有历朝所修之敕令格式，如《建隆编敕》《嘉祐驿令》《开宝长定格》《三司式》之类是也。故宋代史料最为详备，而所重尤在日历。明初修《元史》时，天台徐一夔曾以史事遗书总裁王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