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明初宋濂、魏观（《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王直均曾居此官：
明初犹设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为起居注，刘基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后不知废于何时。（《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洪武中且曾修《日历》一〇〇卷，《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等言于太祖曰：“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于后世。”太祖从之。因命太子赞善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祚、徐尊生等为纂修官，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旸等誊写。至七年五月丙寅书成，总裁官宋濂为表以进。命藏于金匮，留其副于秘书监。
据《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同与濂同为总裁官，书起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按实录所言在未修日历前，洪武六年以前之事迹已有记载，此记载自必为起居注所记，日历即据此而修，盖明初史职犹循宋制也。起居注之废虽不能的为何年，据《明史·职官志》翰林史官之设在洪武十四年，则疑起居注之废或即在是年（《梦余录》记王直兼修注，《明史·王直传》不载）。自后即不再设此官，直至万历元年（1573）张位始请复设修注官，《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彰，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
时张居正当国，力主其议，具疏请以日讲官兼记注，史官侍直注，《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一、议分管责成：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的，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俱常川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敌告假等项，致妨职务。
一、议史臣侍直注：按礼仪定式，凡遇常朝，纪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凡郊祀、耕藉、幸学、大阅诸典礼，亦令侍班随从纪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议纂辑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今除内阁题稿并所藏圣谕、诏敕等项，该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外，其各衙门章奏，该科奉有旨意发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至于钦天监天文祥异，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开报，其抄本不必如题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纸，密行楷书，不论本数多寡，并作一封送入。
一、议纪录体例：照得今次纪录，只以备异日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贵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戒者，但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
一、议收藏处所：照得国史古称为金匮石室之书，盖欲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今宜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柜，岁置一大柜，俱安放东阁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仍于册面各记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会同各史官间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