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孤僻(2)
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日本，在亚洲却有着吝啬的名声。虽然他在二战中欠了邻居们很多的债，虽然现在他十分富有，可是却鲜有对他国的慷慨之举。他在亚洲没有交下一个朋友。甚至在世界上，他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它至今也把握不好如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称的作用。
日本人第三个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绝对的价值标准。
小个子日本总让人想起红与黑中那个野心勃勃的于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在战争中，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偷袭。他们更像黑暗中的动物，在角落里默默盯着自己的猎物，选准时机，一扑而上。甲午战争是这样，日俄战争是这样，太平洋战争也是这样。日本海军长途奔袭珍珠港已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正像山本五十六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乘敌人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精神不能容。”日本人一向乐于铤而走险，渴望走捷径得暴利。在这个民族温文尔雅的外貌后面，是一颗渴望冒险的赌徒的心。
在本国相互间温文有礼的日本人，一旦到了外国，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在日本时那个听话和善有礼貌的日本青年，随着部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变成了一头凶残的野兽，任由自己体内被压抑着的兽性恣意流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仁”这个最高价值，而在日本，人们却用“忠”取代了仁。只要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可以做。只要没被人看见，就等于没有干过。这就是日本式的逻辑。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青年意味着活力，青年意味着闯劲，青年也意味着不成熟。日本已经为他的不成熟付出过代价，不知道这个代价付得够不够呢？
仅仅仇恨是没用的
提到日本，每一个中国人头脑中第一个涌出来的词便是仇恨。中国人的仇日情结是这样的强固，以至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任何事物，只要和日本沾边，就有理由加以蔑视和怀疑。
是的，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去仇视日本，不仅仅为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更为了日本不肯认错的现在。
然而，“不共戴天”只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不论何时，我们都不得不与这个国家同处一片天宇之下，不仅如此，还不得不与它“一衣带水”，紧紧相依。因此，仅仅有仇恨是不够的。一个屡战屡败的拳手，躺在地上咒骂对他并没有任何帮助，研究对手和提高自己才是当务之急。
可是，我们所做的，就像这个拳手。在大大小小的网站关于日本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咒骂，却很少有深入的反思。我们那种盲目的自大、精神胜利法在多次打击之后依然如故。
在一次中日网民的对战中，一个日本人这样写道：“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你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能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
“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奋，我们的认真，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我们的官员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因为我们不忘记先辈的牺牲，不管是不是杀过中国人。而你们的抗日战士，还有百姓记得每年纪念他们吗？就是你们被我们杀了的爷爷奶奶，你还记得祭奠他们吗？”
这个日本人一定是新一代的“中国通”，我想中国网民一定在这个帖子面前哑口无言。应该说，这个日本人做了一件好事：他提醒了我们。
然而，一个要靠对手提醒的竞争者能有多大出息呢？
只有当有一天我们把研究日本学习日本放到与仇恨同等重要的位置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在对日战争死去几千万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中日关系的主动，才能化解两国冷静外表下的深刻敌视，才有可能与日本真正友好地相处于青天白日之下。
日本为什么会成功(1)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反应迟钝，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1898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德川家康像
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至于留日学生蒋介石，更是终生不改在日本养成的生活习惯，包括早起和节食。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走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技术难关还没有攻破。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像一个被复制的小型中国。事实上，开国前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中世纪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幕府高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源义家，著名的武士领袖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多是读书不多的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日本为什么会成功(2)
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腐败的困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他们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自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周围国家不屑一顾。而日本自古以来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要小。
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什么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1)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李氏朝鲜太祖李成桂像
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和中国更相似的是韩国。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
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李朝的儒学大师李珥（1536-1584），也称李栗谷。李珥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事大以诚”，维护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韩国把他印在钱币上，可见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强硬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