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习韩国？(2)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1962到1995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0037美元。1988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十一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2010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韩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速度与经济发展一样快。经过比经济发展还要曲折激烈的过程。1997年，坐过十多年牢的73岁高龄的金大中击败所有的对手竞选总统获胜，成为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第一位在野党领导人当选的总统。韩国地方市民团体蓬勃发展。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斗争和1993年的地方自治选举，作为草根组织的地方市民团体大量出现，在与居民生活密切有关的地方自治、环境和地域发展方面，地方市民团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5年，一个美国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韩国的政治自由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市民人权达到世界二类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韩国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后，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倒退，反而经济发展呈加速度的态势，因此，从韩国个案来看，不存在民主政治要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小小的韩国在安享了中国文明几千年的照耀之后，现在对文化母国开始回报了。回报的方式就是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做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从这一点上，我们又不得不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自1978年来的三十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因此，韩国的经验无疑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距，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3)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发展GDP可以立刻换来政绩，而教育则不是考核官员成绩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肯投资于教育的原因。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总是积累到了极其严重，不得不管的程度，才开始着手弥补。三农问题如此，治理腐败如此，金融改革也如此。
韩国人则缺乏中国人的耐心和从容。以农村问题为例。200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3∶1，扩大到3?1∶1，远高于多数国家的1?5∶1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依然拿不出强有力的措施。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1962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61%。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新村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1972年到1978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4%上升到38%。当然，政府把从城市砍下来的钱投到农村时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采用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方式，来引导农民们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改变。这是新村运动的精髓所在。由于历史上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韩国农民容易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遣,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新村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农村启蒙”。朴正熙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等精神是取得运动成功的保证。因此，政府在分配津贴时，一定要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村庄的信心和积极主动性。
“新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1965-1969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14?6%，而农户则为3?5%；而在1970-1976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4.6%，而农户为9.5%。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城市文化因素迅速渗入农村，有力地影响着农民的心理、观念和态度。韩国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逐渐被现代公民意识所取代。“由国家行政机构领导的种种‘新村’工程以及各种出口目标的实现，在改变人民思想方式上起了一种决定的作用。”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4)
韩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由于民族气质的原因，韩国人做事缺少温良恭俭让，缺少投鼠忌器，前瞻后顾，四平八稳，“稳步推进”。每一位总统上任之初都无一例外地掀起一次反腐败的社会运动。众所周知，对付腐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财产公开制度。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在韩国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他于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
这枚重磅反腐炸弹的拉响，首先伤及了金泳三政权自身。
在高级公务员第一次财产公开后，金泳三政权的两个部长和汉城市市长即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同时，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在富裕程度上的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执政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而在野党议员则为14亿。拥有100亿韩元以上财产的议员有8名，比在野党多了6名。
这一结果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调查，执政党内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5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铛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
这位官员称，从现在开始，来自总统反腐委员会等部门的官员将与警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合作监督机制，共同完成任务。另外，总统府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监督总统亲属及高级官员，避免他们出现腐败行为。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5)
几位反腐韩国总统的道德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他们能跳出集团的利益和党派的利益，真正以民族国家为己任，勇于从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金融实名制）下手，敢于擒贼擒王挽弓挽强，虽然最终严重伤及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如金泳三），甚至在政治爆炸中炸掉自己的儿子（金泳三和金大中），也在所不惜。韩国领导人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成为韩国社会进步的最要因素。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中国则由改革开放前的极其强调变为忽视放弃，由此造成人们信仰空虚，道德失范，拜金主义和GDP成为唯一信仰。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上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纽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缺失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号召力，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整合人心的功能。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去了信仰的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流失，整个社会遭遇空前的道德危机。除了“物质主义”、“金钱崇拜”之外，人们在精神上十分空虚。在缺乏民族主义粘合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如同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家庭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当然，韩国也有一系列不如人意之处。而且，韩国的不如人意之处，也往往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韩国也有造假，而且造得惊世骇俗。韩国也发生过桥梁倒塌事故，一样震惊世界。韩国的腐败也是世界闻名，难以根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如人意之处的产生，与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关。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韩国经验和韩国教训对我们的宝贵性。
当然，最为中国人敏感的就是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这种“歧视”既有韩国人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原因，又有一种“暴发户”对落后于他的邻居的歧视。从深层次看，这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中缺乏宽容所致。如果因为这种“歧视”，影响我们向韩国学习，那么无疑只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不智。